1980年初春,寒意犹在,夜晚10点钟,我从石家庄出差返回唐山,在昏暗路灯下,走进仍是一片抗震简易房的学校校园。我家简易房的灯光还亮着。我推开房门,只见妻子和岳母满脸焦虑和愁容。
“怎么了?”我问。
“孩子病了,高烧!”妻子说。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岁半,自己说不清病情。
“找大夫看了吗?”
“找了校医,给了退烧药,吃了没有退烧,现在还是摄氏40度!”
“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今天下午。”
“咱俩带孩子去煤医附属医院!”我说,“快给孩子穿衣服!”
妻子和岳母给孩子穿好衣服,我已经推来了自行车,将孩子放在车子大梁上带围圈的座椅上,我骑上自行车,妻子坐上后托架,自行车向医院疾驰。
十多分钟后,我们到了唐山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也是一片简易房,女儿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急诊室的大夫查问了病情,让我们带孩子去验血、验大便。时间不长,化验结果出来了。
“是细菌性痢疾!”大夫果断地下了结论,“快送孩子去市传染病院!”
“孩子没有拉稀呀!”我说。
大夫说:“小儿中毒性菌痢在腹泻之前,就可能出现高烧的症状了!”
我们带女儿急奔市传染病院,市传染病院急诊值班大夫看了煤医附属医院的化验结果和诊断书,立即安排女儿住院,并马上输液,输的是庆大霉素,并口服了复方新诺明,还有其它药剂。那个夜晚,我和妻子都在病房看护女儿。
女儿的高烧很快就退了,几天后,痊愈出院。这是女儿第一次住院。
当时,我真有些后怕,如果耽误了治疗,就可能危及生命。此前7年,我们一个下乡女同学的丈夫就是患中毒性菌痢,因误诊处置不当而死亡。
我们得到一个经验,有病尽可能去正规医院诊治;若是急症,则须刻不容缓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