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在今天的博客中写道：“我发现在中国写杂文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虽然这个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杂文素材，但是你突然发现，写了一阵子以后，当再有新闻出现，你恨不得直接写一句，观点请参考我某年某月写的某一篇。我们的领导群从这一批换成了那一批，治国口号从这一堆换成了那一堆，丰功伟绩从这个会变成了那个会，社会悲剧只是从这个人变成了那个人，换人不换事会让写作者觉得很痛苦，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讨厌反复阐述，结果事儿又是反复发生，对我们的遣词造句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因为我真的想一直继续写下去，不想让自己厌烦和麻痹。”

 对此，我很有同感。举几个例子吧：

 看守所躲猫猫死了人，这篇文章没写几天，人家又在看守所喝开水死了，你说这个文章还写不写？

 关于大师张悟本的文章还在构思，人家又出来了道长李一，你说说？

 这儿拆迁死了甲，文章刚写完，人家哪儿拆迁又死了乙，写的文章再多，道理讲得再透，可惜无用。

 外地警察进京抓记者的事情还不知道是怎么收场的，人家警察又到北京来抓作家了，你说说还有写的必要吗？

 最近，很少动笔，甚至连新闻都懒得看了，费那事，还不如读点二十五史，原因大概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