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月25日），我读到了朋友马君（西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授）通过“朋友圈”发自美国加州的一篇文章：《武林盛典》，报道了“2026年世界武术公

开赛暨国际体育健康产业论坛”的筹备会议简况。马君作为应邀嘉宾，在筹备会上做了专题学术报告：《中国武术的海外传播》。在报告中，马君赞扬了中国武术在“海外兵团”的努力下，促成了作为国家组织的“美国国家武术联合会”的成立；一大批有学历有学识的教授被吸引到中国武术队伍之中，发挥他们的才智与优势，从不同视角展示中国武术的风采，奠定了中国武术在美国的昌盛局面……马君

谈了中国武术在海外的传播历程，我也想谈谈西方体育（现在通称为现代体育）传入中国的简单经过。

现在国内（包括世界）通行的田径、体操、球类、游泳等项目除了个别小项外，主要来自英国早期流行的户外运动项目。西方体育（也叫洋体育）传入中国有着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主要与殖民扩张、文化交流、教育改革和政治需求等因素相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西方列强在中国一些城市设立租界和教会学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引入西方体育项目，如田径、足球、游泳等，作为现代教育的一部分；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1860-1890），清朝政府推行“师夷长技”，建立新式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开设体操课（德式兵操）；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须设“体操科”，内容以兵操为主，但逐渐加入田径、球类运动；西方传教士通过“基督教青年会”推广篮球、排球等运动（189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把篮球引入中国；1905年，把排球传入广州。）1922年北洋政府推行“壬戌学制”，废除兵操，改为美式“体育课”，强调田径、球类等现代项目。1910年，首届全国运动会（南京）举办，项目包括田径、足球、网球等，参赛者多为教会学校学生。1932年，中国运动员刘长春首次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短跑项目），开始参加国际赛事。

西方体育传入我国是殖民扩张的副产品，但也是中国主动寻求现代化的结果。中国精英阶层将体育视为“强种强国”的工具，对抗“东亚病夫”标签。有学者也认为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西方体育的竞争性、娱乐性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与传统武术、养生文化并存。

西方体育从最初的“外来文化”逐渐本土化，成为当代中国体育体系的核心，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出现过“土洋之争”。 这场争论围绕中国传统体育（即“土体育”如武术、八段锦、五禽戏等）与西方现代体育（即洋体育，如田径、球类运动等）的价值、地位和发展路径展开，反映了当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民族救亡的复杂心态。洋体育派（如留美学生吴蕴瑞和袁敦礼）主张体育应以“增强体质、培养公民”为目标，推崇西方科学化、竞技化的体育体系，认为其符合“进化论”和“强国”需求。土体育派（如张之江、褚民谊）强调体育应传承文化、弘扬国粹，认为武术等传统体育兼具修身、养性、御敌功能，更符合中国国情。争论的结果，西方体育成为学校主流，但武术等传统项目也被部分保留（如1936年武术表演亮相柏林奥运会）。这场争论，不仅是体育路径的选择，更是中国如何应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缩影。它提醒我们：文化自信不等于封闭排外；科学化也不等于全盘西化。今天中国体育“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并重的策略，某种程度上正是当年争论的延续与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