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在成都的朋友熊君，通过微信，告诉我毕老仙逝的噩耗；23日，在北京的朋友于君，发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讣告”，被告知毕老将于24日9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因为疫情和年龄关系，我无法北上送毕老一程，仅能在此说一声：毕老，一路走好！

毕老，是我们近年来对毕世明主任的敬称；八九十年代，我们都叫他毕主任。毕主任生于1925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肄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青年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社、中国体育报社、新体育杂志社等单位任职；八十年代初，出任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体育史学会理事长、国际体育史学会理事等职。在他担任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的十几年，在国家体委党组领导下，殚精竭力，为中国体育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永垂史册。

毕主任出任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后，非常重视体育史学的基础理论建设，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推动体育史学的建设和发展。从1984年开始，体育文史委员会，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学术论文报告会。毕主任还从长计议，组织专人编写《中国古代体育史》和《中国近代体育史》两本专著，连同由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主编、毕世明等参与编写的《当代中国体育》，构成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一部通贯古今的中国体育史书。毕主任以其多年从事报刊编辑出版的经验，在他的策划下，于1983年，创办了《体育文史》杂志，与《新体育》一道，从不同角度，向体育爱好者宣传体育，进而促进体育的普及和发展（2002年起，《体育文史》更名为《体育文化导刊》）。1990年 9月，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的综合性国际会议。按亚运会规定，运动会召开前夕，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科学大会，交流各国在体育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毕主任为了借亚运会科学大会平台宣传中国体育，一年前就在各级体委、各体育院校、师范院校体育系征稿，层层筛选，最后向科学大会申报了多篇论文，为中国体育史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次展示机会。

“学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七十年代末，国家体委决定在各体育院校增设《体育史》课程。我被学校从汉语教研室调入体育理论教研室，改行教体育史。一个没有专门学过体育专业、只略懂中国文史的人讲授体育史，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得到了六十年代就建立起来的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所、得到了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和中国体育史学会的积极鼓励和具体帮助，让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毕世明主任坚持一年办一届学术报告会的举措，逼得我年年月月都要结合课堂教学，努力进行课题研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1984年到1992年我退休前，每届论文报告会我都参与，提交的研究论文都被入选。其中有两篇，还被选入《新中国体育史优秀论文集（1984--1994）》；我有一篇论文，也被入选1990年北京亚运会科学大会。1985年，我还被毕主任指定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专著的撰稿人，参与编写《中国古代体育史》，为我提供了一次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深入探索的机会。从1984年到我1993年退休，我所进行的体育史学方面的研究，都是在毕主任的引领下，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斩获成果。我在体育史学方面的造诣，都与毕主任的鼓励、指导分不开。我始终把毕主任看做是我的学术引路人。当我听到他离世的消息后，让我不胜悲痛。我失去了一位良师，一位学术引路人！如今，毕老已经离我而去，但我将在心中永远铭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