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便到了秦二世元年。这也就是说，秦始皇嬴政已死，他的儿子嬴胡亥已即位。国还是原来的那个国，只是换了个皇帝。嬴政这个人，特别能干。妇孺皆知的事，这里就不说了。不过，正是嬴政的能干，衬托出嬴胡亥的二百五。嬴氏父子，一个威猛得不得了，一个窝囊得不得了。中国人常讲富不出三代，然而胡亥这小子，才是嬴秦帝国的第二代，就已严重偏离了为国为政之道，直闹得民不聊生。话又说回来，嬴政也不是什么善类，他同样没有什么为国为政之道，有的只是暴力掌控帝国的能力，而他的儿子嬴胡亥恰恰缺乏这一点。

   刘邦作为嬴胡亥的臣民，同时也是秦政体制下的最低一级干部，对于中央的事，他只有服从的权利，而没有过问的义务。嘿，瞧我这话笨的，帝制时代的人，除了三公九卿有权议政，谁还有这资格呢？即便三公九卿的议政，也是有限的。奉承式议政可以，指点式议政便犯忌。如一位大臣在中央办公会（早朝）上议道：“皇上连任命七品芝麻官这样的具体事务都亲力亲为，真可谓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呀。皇上的身体不只是属于你个人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皇上要多保重呀。”极权宝座上的家伙，就爱听这类议政，这使独裁者看上去无比崇高。反之，一位大臣这样议政，说：“皇上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完全可以把七品芝麻这样小的官，交给臣下去考察任命。我等奴才，愿为皇上分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别说是秦始皇，任何一个皇帝听了这类议政，即便不立即将这位大臣推出去斩首，也必定将其打入另册，永不起用。为什么？这还了得，你个臣下竟然敢提出分享皇帝的权力，有这样的想法便是死罪！皇权就是集权，集权就是极权，极权就是惟我独尊，拒绝与任何人分享权力。这一点都不明白的人，是不配在专制政体供职的。所以，刘邦作为秦朝的一个基层干部，他能做的就是，上边叫干啥，他就干啥。胡亥当了皇帝，除了宫殿的营造以外，给他老子修墓，也是当务之急。这秦陵，嬴政活着时便开始修，到胡亥时才收尾。秦陵之大，可见一斑。

    因为各项浩大的土木工程上马，人手不够，依旧是上传下达，要求各地征调工人去服劳役。沛县的劳役征调完毕，派人带队前往。这次，县里轻车熟路，又找到刘邦。写到这里，不仅会想，沛县的干部难道都死绝了吗？为何屡屡抽调下边的小小亭长，去完成县干部的使命？同时在想，刘邦跟县政府里的人这么熟，也屡次被抽调去做县干部才做的事，县里何不把他上调，或他何以不活动活动，到县政府去上班？正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想到一个词，叫做“控制性使用”。

    文革的时候，很多老干部被打倒，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虽然把知识分子打倒了，但国家毕竟还得需要文治，怎么办呢？就把劳改农场里的个别看上去还算忠诚的知识分子弄出来，为政权效力。但有人负责监管，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便叫做“控制性使用”。想来，刘邦以一个流氓的身份，与县里的干部交汇，虽说一些事也让他参与，也抽调他到县政府做事，这种人，毕竟是危险人物。因此，须“控制性使用”。又一想，“控制性使用”，哪能是文革时代的产物呢？历代皇帝，以及历代抓住中央大权的领导人，哪位对“不能用又不得不用”的人，不是“控制性使用”的呢？这一政治技术，如果说李唐政权玩得娴熟，那么赵宋政权就算是玩得炉火纯青了。相关话题，在之前的书中多有论述，此不再赘。

    话题扯远了，继续说刘邦。他接受了县政府委任的工作，带队赶往骊山。这次与上次的最大不同是，上次的劳役，纯属普通百姓，这回则是囚徒。这也是赢秦中央政府规定的，大约觉得，抽走太多的良民到首都服苦役，就没人种地了。民以食为天，没饭吃怎么行，好歹给民间留点苦力。这才想到那些囚徒，把他们弄到骊山，去修始皇陵墓，既是惩罚，也是合理分配劳工。但对于押解之责来说，那毕竟是犯人呀，刘邦再流氓出身，压得住一两个罪犯，哪能压得住全体。流氓不同于常人，比方说同是押送犯人，常人就会用感化的方式，去影响犯人的情绪；乃至政策攻心，给犯人洗脑，使他们乖乖到达目的地。流氓没有这样的思维，他会审时度势，见自己势单力薄，就会倒向势力大的那一头。流氓的脑子里没有条条框框，也没有仁义道德的束缚，他们的行事方式，单刀直入，一切以实际为要。刘邦就是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会审时度势，自我把持，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刘邦带着队伍，一出沛县县城，便发现犯人情绪不稳，他暗自叫苦：“队伍不好带呀！”遂在脑际掠过一丝悔意，自责揽下这个没有根基的活儿。好在刘邦属于那种大开大合的性格，他永远秉持“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态度，走一步，说一步。随遇而安的心态，令他的人生步伐，从容了许多，也因此获益多多。

   囚犯队伍里，因何有不稳情绪呢？这又要从人之常情说起。囚犯也是人，他们的常情，与普通人并无区别。我们先来看看地理方位，沛县居东，骊山位西，彼此相隔千山万水。仅此一点，囚徒们就不高兴。常人故土难离，囚犯亦然。可也没办法，谁让他们是失去自由的囚犯呢？上边调他们去哪里，也只有听之任之。可有一样，他们肚里的情绪，是无人可控的。囚犯普遍认为，如此长途跋涉，到了骊山，不是死于荒无人烟的途中，就是累死于劳役之中。因为有了这些想法，他们各自盘算，或暗自纠集，是否一逃了之。横竖都是个死，说不定，逃跑还有个活路。

    一路上，刘邦看出了这种情绪，他忧心忡忡。没想到的是，刘邦带着队伍一出县境，先就有几个贼头贼脑的犯人，合伙逃走了。刘邦也不敢去看其他犯人的眼睛，只顾埋头走路，埋头吃饭。又往前走了数十里，早早的寻店住下，可一早醒来，又逃走许多人。

   沛县的带队干部，就刘邦一人，遇事也没个商量。他便只好一路走，一路想周全的法子。到了丰乡的大泽，刘邦歇脚买酒喝。刘邦的聪明就在于，他很实际，犯人想逃，即便他加以阻拦，也无济于事，甚至还会丢掉性命。想到这里，向酒借胆儿，跟囚犯们摊牌说：“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此去骊山，难免一死。既如此，我放大家一条生路好了，都逃命去吧。”

    囚犯听了，无不犯傻，皆以为耳朵出了毛病。一个囚犯道：“这话什么意思？”刘邦重复道：“我没有耍大家的意思，都逃命去吧。”另一囚犯道：“噫，刘亭长这人蛮仗义！”逮实刘邦的话，众囚犯感激涕零。刘邦为之解缚，众犯说声谢谢，各自奔逃而去。尚有十多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一个道：“刘亭长不忍我等送死，慨然释放，此恩此德，誓不忘怀，然你将如何回县销差？”刘邦大笑道：“这差哪还销得了？执法犯法，死罪也。你等皆去，我也只好流落他乡了。”那囚犯道：“恩人如此仗义，我等情愿形影不离，同生共死。”刘邦道：“悉听尊便。”十多个囚犯向刘邦叩谢致意。随后，刘邦等戴月夜行，趋入芒砀二山之间，开始了蛰居避祸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