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属东周后期，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经济发展迅速，玉器加工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成本低、韧性及耐磨性强的铁制防具几乎完全取代了石质防具。目前见到的战国环形片状玉器几乎都琢有纹饰，作为工具使用已成为不可能。开片规矩、形状准确、钻孔标准、饰纹华丽是战国玉器制造中极容易做到的事。如果不能做到，也绝不是因为工具方面的障碍，而是技术及熟练程度的原因，玉器加工工艺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在其后几千年间，基本加工方法一直处于铁制路具状态，但每一个时期的具体加工技法又不尽相同。总体上一看，是玉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改进，各时期特点不同。
      开料：采用细铁丝加沙、加水锯料的方式，操作时将玉料固定，然后用铁丝在玉料上反复拉磨将玉料锯裂，并使锯缝延预先画出的墨线前进。这种锯法一般用于开片、断料及最初的玉件成型。一些战国到汉代的玉器上能够看见锯料时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有些呈弧线状有些呈直线状，开薄片料的印痕以直线痕为常见。少量作品用防片开料，留有直线开料痕。
钻孔；战国以后，钻孔技术在玉器制造中使用得更加广泛。管形钻头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玉器的加工能力，使钻孔不仅用于孔洞的处理，还运用到镂空、掏膛、饰效等制玉工序。在各历史时期，这些工序使用的钻孔技法又各有特点。掌握这些特点，对识别玉器的真伪是很有必要的。战国之前玉器钻孔的情况前面已有所介绍。战国至汉代玉器上的钻孔常见的有几种。

     （1）细长的通孔。常见于小的玉佩件。有些长度达米几厘米，两端间对钻的通孔孔径可小到两毫米之下但孔径变化不大。钻这类长孔，可能应用了细而长的管形金属钻，也可能是在金属钻的头部焊有硬度极高的钻石。

     （2）系孔。主要施于小型玉佩件。一般情况下，钻孔圆而周正，孔两端棱角分明。早期的一些玉件穿孔的直径略有变化，呈锥形个别玉件上的系孔不是从正面穿透的，而采取了特殊形式。例如：新石器时代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其上有孔用于悬珪。为了不破坏玉人正面形象的完整性，制造时，玉人的背部略厚，在玉人背部平面上钻出两个斜孔，呈“人”字形交合于玉人体内。这两个斜孔都呈银状。这种交合式孔又称为“蚁鼻孔”，就是说孔很细小，像两个鼻孔，内部通连。这种蚁鼻孔在新石器时代玉器上已被较多地运用，而在其后时代的玉器上也被广泛运用。在汉代玉人上也有一种“人”字形孔，了口同下是同平面垂直，而是同器物表面平行。”人”字有三个开口一个在人的头顶；另两个在人的两腋。这些都属于不同形式的系孔。

     （3）嵌孔。是用于玉件同其他器件连接。这里面又可分为硬嵌接与软绳接两种。硬嵌接是把玉件连接于其他硬质器物上最常见的是玉剑饰。圆形玉剑首同金属玉剑柄相接时，往往在剑首的阴面琢出环形阴线槽，槽边上又有斜上的孔同。玉玦，也就是剑鞘端部的嵌玉与剑鞘相接也是以孔洞的形式完成，剑决上往往有一个直径很大的孔洞。可以插嵌样子，孔洞两侧或有两个斜孔与之相接。这些孔洞的具体使用方法还有待于研究。汉以后，与布或革带相连的玉佩不断出现。帽正、纽扣、领花、带板等，多种多样。这类器物上一般都有孔洞，用以穿线孔结。孔洞中常见的是蚁鼻孔还有其他类碳孔。各时期玉器上的锻孔，加工记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熟悉这些特点也是鉴别玉器时代所需掌握的。扎的形状有锥式、旋式、阶式，还有少量的直径无变化的孔因时代不同而不同。
      掏膛：掏膛技术主要运用于器皿。战国时期这一技术已臻成熟。其后的几千年间技术不断改进，形成了各时代的技术特点。掏膛的基本方式有下列几种。（1）管钻法。多见于直筒式玉杯，先用直径较大的管地钻钻入杯体，然后将钻心击断取出，再祀钻心断口处球平。汉代玉指的制造就采用了这种方法。（2）片形陀。怕头为带有一定弧度的金属片抵住玉件，然后使玉件转动，航片逐步深入玉里不断调整邱片的弧度，最后琢出碗心或器物的脸。（3）实心防。磁头为实心杆，端部呈球面状或尖状。先用管钻掏膛后，再用实心而琢出下凹的膛底。（4）“L”形花。用以琢小口、大膛的瓶、壶内膛其形似脚，可深入瓶口再行转动。（5）多种航具组合，琢出较为复杂的器物内膛，如四方斗杯或八祀杯的内膛。制造时先掏出圆形膛，然后再不断修正，琢成四方形或八方形杯膛。以上几种掏膛方法，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特点。掌握这些特点，是鉴别玉器时代所必须的。
      线条；玉器上的线条大致可分为三种阴线（四线）、旧线（凸线）、线条组合。古代玉器上的阴线纹有下述几种。

     （1）手玉刻线，可能使用较硬的石英岩矿物，加工成尖状物，在玉器表面进行刻画，主要见之于良渚文化玉器图案。

     （2）一端或两端呈尖状、中部较宽的阴线，见于凌家滩玉器及山东日照发现的玉圭。

     （3）较深的等保阴线，线槽的槽底有深浅变化，见于大汉口文儿、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4）浅而宽的弧形底阴线槽，见于红山文化及其他新石器时代玉器。新石器时代玉器上还出现了凸线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红山文化玉蝉，蝉身上有明显的几道凸线纹龙山文化玉发着，咨柱有几周凸起的装饰纹；石家河文化玉器，个别玉人首、玉凤上出现了凸线纹饰。另外，有一批传世玉器或带鹰鸟纹图案，或带人面纹图案。其中许多作品应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玉器上的图案较多地出现了凸线纹，纹条纤细而均匀，表现出非常高的加工技巧。

      战国时，随着铁质工具广泛应用，并用来制作琢玉工具，对玉料的质地也随之提高了要求。以往用青铜器工具刻划不动的玉料，此时则可用铁质工具刻动。也就是说，按“玉不琢不成器”的原则，玉料的硬度普遍就要提高，那些硬度较低的玉料，如蛇纹石类材料因用铁可以雕刻，原则上被淘汰，剩下的就只有透闪石——阳起石一类，即昆仑山系玉料了。这种用料的变化，不仅见诸大量的文献，而且在考古发掘的玉器和传世玉器中90%以上均用新疆和田玉等玉料做成，即为证明。玉器制作水平的提高，也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如战国玉器的钻孔因铁质钻具的硬度略低于解玉砂和昆仑玉料，故用其带动解玉砂去穿钻玉器孔眼时，即使被硬度较大的解玉砂和玉石磨去一些，但也不大明显，用肉眼观察时就觉得其孔径上下大小相等。这与此前用青铜钻具或更早用竹木等钻具钻成的孔眼普遍是大小不等呈喇叭形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战国玉器开片均平，孔眼可钻更小更长，立体器皿大量出现，镂空和活环套练器突然增多等，亦无不与生产工具的改变、琢玉技术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关系。

三、战国玉器的品种和用途
　　战国玉器的品种，除个别类型，如此前常见的玉人头和玉束帛形嵌饰等已消失外，其它春秋时期已有的玉器基本得以继承和发展。唯其形式已大为改观，并出现一些前所未见的品种。如玉带钩，数量由少至多，形式千变万化，史称“满堂宾客，视钩各异于环带间”，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又如玉具剑饰物，此前已有的玉剑首，由长椭圆形演变为扁圆形，玉彘由椭圆演变成菱形。此外，又新出现饰于剑鞘近口处，内由一长方形穿，可与剑鞘结系和革带穿缀用的玉，以及饰于剑鞘末端，形呈束腰形，供保护剑鞘末端不被损坏的玉。至此，玉具剑饰物已基本完备和定型化，并对后来同类玉器的制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玉礼器，即玉璧（含环与瑷）、琮、圭、琥、璋、璜六器，至此时已全部亮相，从而结束了以往器形不全的局面，其形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多且变化最大的是玉璧和玉璜，由以往或光素无纹或有简单饰纹的正统（规）形，发展为多种样式同时出现的新景况。其中孔内或边缘加饰对称龙凤等镂空雕纹图者，即所谓“出廓式”璧或璜尤引人注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山国王墓及陪葬坑中，曾发现若干书写器物名称的玉器，如其中玉琥作虎形；“肉（即玉质宽度）大于好（即孔径）者”名璧，“肉好相等者”名环，“好大于肉者”名瑷等的发现，证实“六器”中的琥就是虎形玉器，“六器”中的璧及与环、瑷孔径大小的差别，完全符合《尔雅· 释器》对上述玉器的定名。
　　战国玉成组佩的式样、作用和内在含义，与春秋同，唯等级有别对成组佩玉器的组件数多少有异和形式有别。人形器中作人头或人面形之器已消失，所见皆写实和作整体人形，且一脱以往写实人与神鬼怪异同时出现的情况。其中舞女佩和中山国出土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头结角髻、身着花格长袍的玉人及玉童子骑兽等，不仅是新型器，而且对当时人物的造型艺术和服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写实动物中，春秋时期一度不见的蝉、马等复又出现；其中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一件下托长方形玉板并为器座的圆雕加镂雕玉马尤为精巧。神异动物中，除有传统的龙和凤并作变形外，新发现一种似龙的螭，张牙舞爪，体呈“S”形，更富神秘感。战国玉器的最明显变化，是出现一种从殷商实用器中的演变而来的所谓“鸡心佩”，其形从圆筒形逐渐向扁平式发展，且两侧加饰扉牙等，并从实用器演变为崇武尚武之佩。此外，此时还大量制作立体的实用器皿，且品种大为增多，见者有玉奁、玉樽、玉羽觞、玉灯和玉印等，把玉器品种逐渐从礼仪玩赏物向实用工艺美术品发展。

四、千方万华的几何式纹图

     玉器上有饰纹，始自新石器中期，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变化万千，但最大的变化始自战国，它从以往的神异或写实同时并举的饰纹，演化为纯作装饰形的几何形纹图，而且形式繁多，表现出千文万华的景况。
　　值得注意和指出的是，这些纹图，表面看起来似是纯装饰性的几何式布局，但细审形态，往往都是以往各种人和动物中某些器官或精选图案肢解而成。如此期出现的谷纹，呈圆凸尖顶形，显然就是此前动物或人物的眼目发展而成；呈涡状的卧蚕纹，可能就是动物的尾演变的；呈如意形的朵云纹或勾连云纹，很似以前人或动物的鼻子变更而来；呈竹节状的竹节纹，显然是此前鸟禽的羽翅演变而成；其它如网格纹、扭丝纹和蒲纹等，很可能是人物和鸟兽的衣格纹，眉毛纹或草带纹等演变而来，等等。
这些饰纹极其有规律的布局，常出现在各种玉器上的两面或周围，有的也作某种动物的鳞甲，或表示天际雷云。当时是否有吉祥含义，从古籍记载看，尚缺证据资料。
　　上述几何图纹的演变，也有一个过渡期，最初是将上述各种纹组成某动物的各种器官，并未有单纯的组列，而且繁密的紧连在一处。这在春秋中晚期的所谓“寄生虫”纹中可见。及至春秋末期到战国，它们的关系，虽仍组成某种神奇动物的各种器官，但已不紧密连接而表现出较为独立的单体。这在上述春秋出土的两件玉剑饰的纹图上，以及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大批玉器纹中可见。及至战国中期始，他们就各自独立为一式，并延续到秦汉及影响明清的仿古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