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神圣不可侵犯之中国主人翁”免费嫖娼

顾则徐

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广州专门刊载情色类八卦杂志《天趣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的是学部举人刘某跟两个朋友薛某、陈某去喝花酒，酒后薛某、陈某都支付了嫖资，刘某则不付，名叫银蝉的妓女通过薛某、陈某向刘某索要嫖资，刘某愤恨不已，说道：“我神圣不可侵犯之中国主人翁，乃畏娼妓讨花债耶！”坚持免费嫖娼。嫖妓赖钱，本是嫖客常见现象，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刘某赖钱的新闻性，只在他的这句“我神圣不可侵犯之中国主人翁”的话语上。

清朝末，宪政成了识字分子和官僚们的话语时髦。宪政的特征，在于国民成为国家主人。因此，时髦宪政话语的人们，自然也就把主人翁挂到了嘴上。但是，本是奴隶的妓女之类，一当到了本就属于主人阶级的举人面前，断断还是做不了主人的。其中的道理，在于没有公民。宪政的主人翁精神，前提是国民即为公民，无论识字分子还是文盲分子，官僚阶级还是民众阶级，都属于平等的公民，彼此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不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当没有公民，则原来是主人阶级的，则借着主人翁的名义而巩固自己主人的地位，比之没有主人翁名义时更可以压迫奴隶。孙中山在袁世凯称帝闹剧后，一再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比之革命前更恶劣，这是他坦率承认了革命后的社会实际。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恶劣化，根源即在主人们借着革命而更使自己的主人地位合法化，从而强化和膨胀了压迫民众的激情，而民众不能成为公民，在革命后反而失去了更多。在宪政的口号下，刘举人可以冠冕堂皇地称：“我神圣不可侵犯之中国主人翁”。妓女银蝉却没有这样声称的资格和胆量。

清朝末，宪政作为一种话语是识字分子和官僚们的共识，在今天的中国则连这也是没有了，宪政成了介于敏感词和非敏感词之间的一个灰色语词，被时常屏蔽和限制其使用的场合、时间、出现频率。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时候中国文盲为多数，宪政话语属于本来就属于主人阶级的少数人口，所以可以放任使用，今天的中国则识字分子成为绝大多数，如果放任宪政话语，则等于全中国人口都喊起了宪政口号，对于本来属于主人阶级的少数人口来说，便有了大不利。人人都懂得说“我神圣不可侵犯之中国主人翁”，那么，谁来做奴隶呢？因此，今天的主人们是不说这样话的了。但是，当面对被视作为奴隶的人时，终究还是要说明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人身份和地位。

如何说法呢？实质性上还是跟刘举人对于妓女银蝉一样，是一种主人与奴隶的比较的逻辑。当主人面对平民时候，则说“我是警察”、“我是公务员”之类。当面对可能是警察、公务员之类的人时，则说“我是处长”、“我是你们局长的某某”、“我是交通部派来的”之类。适用面更广的办法，则是“我是国有企业”、“我是代表”之类。更几乎适应一切对象的方法，是说“我是领导”、 “我是政府”、“我是党”。最高的境界，则属于“我戴三块表”、“我和谐你”、“我伟光正”、“坚持我的领导”。这些方法的精神核心，则是不必要说出来的“我神圣不可侵犯”，而你则是可侵犯、理应被侵犯的。

“我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是什么呢？跟刘举人一样，“乃畏娼妓讨花债耶”。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人翁面前，民众即娼妓，本分就是应该被嫖的，花债却不可以讨，讨花债即意味着侵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人。

2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