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义与意谓的区分是弗雷格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区分。达米特认为这个区分真正确定了分析哲学的研究课题，这就是思想（thought）。他认为第一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哲学，这就是分析哲学借助于语言分析所要承担的任务。在这个区分中我们主要弄清弗雷格所说的涵义究竟是什么。

“涵义”这个词弗雷格使用的是德语词“Sinn”，有人英译成“sense”，有人译成“meaning”；“意谓”的德语词是“Bedeutung”，有的英译是“reference”，有的译成“denotation”或“meaning”。对于“Sinn”的译法现在通常使用“sense”，我们使用“涵义”。争议较多的是“Bedeutung”。弗雷格认为词项的Bedeutung是对象或概念，也就是词项所代表的东西，此时可以理解成指称（reference）；但他又认为句子的Bedeutung是其真值，也就是真或假——我们显然不能说句子代表真或假，所以翻译成指称或指谓（denotation）都不合适。以后我们仍然使用“指称”这个术语，而把“意谓”这个术语留给弗雷格的“Bedeutung”。

涵义与意谓的区别是在《论意义与意谓》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做出的，我想通过细读这一部分来引导大家理解这个区分。

弗雷格考虑的是等同句如何能传达知识这个问题。一个能够传达知识的句子我们说是一个具有认知意义的句子。因此弗雷格的问题就是，是什么使得等同句具有认知意义。为了理解弗雷格的思路，我们把他的论证分成几个部分。

1）              如果“a=b”所表达的是“a”和“b”这两个名称所意谓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那么当“a=b”为真，这个句子就不能区别于“a=a”这样的句子。

2）              如果“a=b”所表达的是“a”和“b”这两个名称意谓同一个事物，那么由于符号意谓事物这种关系是任意的，这个等同句就仅仅涉及我们的表示方式。我们所要求的是关于事物的句子。

3）              如果在“a=b”中符号“a”与“b”仅仅是具有物理形态的对象，而不是通过表示事物的方式区别，那么如果“a=b”是真的，它就与“a=a”具有同样的认知价值。

4）              因此，“a”与“b”的区别只能是由于符号的区别相对应于被表达物的给定方式的区别。被表达物的给定方式就是符号的涵义。

可以说这里采纳的是穷举法，也就是列举所有可能的情况，把其他情况逐一排除，剩下的就是必然成立的选项。首先可以把1）这种与符号无关的情况排除，剩下的情况就是如何与符号相关。3）把符号理解成物理对象。这个情况的排除表明必须把符号与所意谓的事物联系起来考虑。在情况2）中我们有与事物联系起来的符号，在4）中则有与符号联系起来的事物，排除了2），就剩下4）。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2）与4）之间的区别。

从直观上看，把“启明星=长庚星”这个等同句理解成“启明星”与“长庚星”意谓同一个事物，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这个理解与我们想要的理解还是有些距离。我们在这个句子中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断言：启明星就是长庚星。有认知意义的句子就是对于事物有所言说的句子，这个句子谈论的是启明星与长庚星这两个事物，而不是“启明星”与“长庚星”这两个词语。这两种谈论的区别在于，如果以其他的词来代表启明星或长庚星，那么关于词语的谈论就与关于事物的谈论没有关系了。用什么词语来谈论事物，这一点是任意的。所以，要想使我们的谈论是关于事物的谈论，就必须是由于使用某个词语，所要谈论的对象就给出了。这其实就是情况4）。如果这样理解，即使用其他符号来代表启明星或长庚星，我们也会说，这些符号的涵义就是“启明星”或“长庚星”这两个词的涵义。这就意味着，这种谈论不是关于符号的谈论，而是关于事物的谈论。结合我们的例子就可以说，“启明星=长庚星”这个句子的认知意义在于“启明星”与“长庚星”这两个词的涵义有区别，这使这个句子区别于“启明星=启明星”这个句子。

不过，弗雷格似乎还是漏掉了一种可能性。考虑到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三种选择，一种联系到符号（即情况2），一种联系到事物（情况4），还有一种则同时考虑两者。因此我们还是可以问：是不是能够把涵义理解成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本身呢？这样理解就使一个涵义对应于一个由符号与意谓构成的有序对。我们知道，一个有序对是通过构成有序对的元素得到定义的，一旦这个有序对确定下来，对象也就确定了。事实上，所要使用的符号也就确定下来了。——这种新的情况还是可以排除的。按这种理解，任意两个词，只要是不同的符号，就必定具有不同的涵义，因而就没有不同符号具有同样涵义的情况。实际并非如此，我们有定义。

【注：这个论证可以这样给出。设意义是词语w与对象O的有序对，如果不考虑意义，那么w就仅仅以句法形式相区别，例如在“a=a”中两个“a”不同，此时“a=a”将无法区别于“a=b”。而如果考虑意义，即两个“a”因有同一意义而相同，那么说“a=a”是分析的，就预设了问题，因为在说两个“a”意义相同时，我们依据的是两个“a”是同一个符号这一点，而这就要求事先确定两者意义相同。】

引入了涵义与意谓的区分，也就引入了逻辑分析的对象，这种分析所借助的既不是关于语言的知识，又不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涵义在决定认知意义时起了关键作用。通过具有涵义，符号才能意谓事物，这种关系如下所示：

                                                  表达                                 给出

在这个图中，符号与意谓（事物）的关系通过符号表达涵义，以及涵义给出意谓这两种关系建立。这就是弗雷格所说的，“相应于符号，有确定的涵义；相应于涵义，又有某一意谓”。这样建立的关系使得我们能够用符号表达知识。前面所说的区分可以解释如下：一个符号具有何种涵义，这属于关于语言的知识；一事物与何种涵义相对应，属于关于事物的知识；涵义究竟是什么，属于逻辑分析。

顺便说一下。上面引入涵义/意谓区分时只谈到了名词或者说主词（等同句所包含的名词都是主词），其意谓是对象，此时说涵义是给出意谓的方式是自然的，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个对象是怎样怎样的，这就给出了这个对象。但由于概念不能是主词的意谓，我们不能按同样的方式理解给出概念的方式，因此，如果要说谓词的意谓是概念，就不能按同样的方式理解给出谓词意谓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能按同样的方式说谓词也有其涵义。弗雷格把涵义/意谓的区分直接推广到所有词项，而没有加以说明。在《论涵义与意谓》中，弗雷格表示，要专文讨论概念和关系，但在标准的弗雷格文献中并没有这样的文章，这可以算是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