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稼路

65 路公共汽车，在一派煌煌灯光之下，徐徐停靠在多稼路站头。

我在多稼路长大。一见路牌便亲从中来。娘家路因造南浦大桥已有几年不通，今下得车来，一时辨不清东南西北。抬头只见新建的南浦大桥，凌空盘旋、气势恢宏。夜空中蜿蜒的桥身亮着闪闪的灯光，如游龙腾飞。桥下夜色，就显得别样情调，似乎踏进了异域神秘的领地，让人满目新奇。

我紧步向路边最暗的小路走去，料定必是多稼路无疑。因为多稼路是上海南市区里最狭最窄的小路之一，环顾四周，却全是陌生的店门房舍，不由让我驻足生疑。难道30 年在多稼路厮混长大的女儿，到了多稼路站，还得问多稼路在哪里么？

只是急急惦着和父母兄妹们的欢聚，和那桌正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我还是正视现实，向果摊边一位五十有余的壮汉问路。

“多稼路，你要找几号？……噢，这样……”壮汉地道热情地细问之后，便十分肯定地朝前甩出两只手掌，夸张地转动着手腕对我说：

“你走到前面三岔路口，再……”他的指掌在空中带劲地划着大弧，为他拥有世界第二座斜拉索桥下面的指路义务而荣幸自豪。刚才我左顾右盼踯躅不前时，他仿佛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一直友好地迎着我微笑。也许，在他眼里，我决非最初的迷路人。

不想，我走了才五十来米，眼前就豁然开朗！原来这里是薛家浜小菜场。小时候，曾多少回在这里走过，上学、玩耍、买豆腐、拉煤饼，沿店还有个公用电话小窗……真是今非昔比，一切都变了。

恍惚间，想起一件事来。二十出头的我，时有诗作见报，那时兴在作者名前印我“国棉二厂”的工作单位。这就使我有机会收到全国各地来的读者来信。但我脑子里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断了回信的念头。

一次在市里赛诗活动结束后，有位高个头的文学男青年，“对号入座”在评委席上找到了我，说要请教。然后热情提出要送我回家。我没有坚决推托，但事实上也无法拒绝。夜上海宽阔的长街，原本无门也无窗。我们走走说说时，他忽然将早先写好的地址纸条塞给了我。但我们交谈内容绝对与时代合拍，从我写的纺织厂诗“牵银丝泻瀑，令白云吐雾”，到船厂工人的诗“汗珠摔地碎八瓣”，等等。

快到多稼路时，我的礼貌用语，仍然没能抵挡他很绅士的热情。他说：“我一定要送你到家门口。”我还未及作答，脚步却已经拐进多稼路的路口。

忽然听得他“哟”了一声，我便发现他直瞪瞪地盯着路口一侧看。先以为是什么碰痛了他，但是后来马上醒悟：路口有一家很破旧的烟纸小店和大饼摊，它们共享一个转角门面。最是那破败的瓦檐与将倒未倒的屋墙，被三根圆木棍以40 度的倾斜姿势支撑着。油条摊外，圆木棍已被无数人摸得油光贼亮。

他很快缓过神来。我也意识到他似乎受了某种意外的打击。

依旧走路。毋庸讳言，我强烈的自尊已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尽管居家路口的破败潦倒，不是我的过错，何况我的家远在里头。解放初期，母亲用“两根条子”买下房子、包括房里一套法式柳桉家具时，周围还是一片荒地。与我家对门的那座小洋房“223 号”，是这条路上的亮点。后来从外乡拉着家什的板车、黄鱼车来上海谋生的人群，在这儿渐渐搭起了栖身的窝棚。后来又陆陆续续建板房、造砖房。再后来有人门前架阁楼、屋顶开天窗，几个年代下来，多稼路沿途变得凹凸不一，终成穷街模样。

作别时，我礼节周全谈吐依旧。只是未到我真正的家门口，早早就与他挥了别再了见。

第二天，他受到了我特别的“优待”。其时我借调在《解放日报》副刊工作，遂将文艺部给我的两张杂技票装进信封投寄了他。

人的情感就是如此复杂与脆弱。自我幼时认路起，就成为多稼路标识的这三根圆木棍“拐杖”，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再如以前那样显得可亲可近。看到它，总会隐隐萌生一种压抑与羞辱，以至有时梦中，它们还会幻化成狰狞可怕的怪物。

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埋进记忆的大海了。都翻成无可寻觅的历史了。

“拐杖”已从我心头拔去，原地更新的街面，鲜亮整洁。想起那指路壮汉自得夸张的手姿，我情不自禁地又次回头，仰视那夜空中壮观无比的“斜拉索”大桥。

一种属于精神重荷卸却的快感，淋淋漓漓地在心头漫过，使寒冬拂面而过的老北风，也变得异样温柔。

1985冬草，2021-7-24看校样，闻狂啸风声“烟花”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