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局长，您去了哪里？

往往，您看我听着听着认真起来时，马上话题一转，用警告的口气下令说，你不准写哦！我问为什么。您不与我讲道理，很武断地说，“反正我活着时就是不准写”。后来我私下里打听过，这武断，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想想局长权大也拗不过的，于是退了稿约。而今……李局长，您去了哪里？

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那上面收存着您的名字，但我终究不相信，就“那么一回事”了。不管在往昔弹雨纷飞的战场，还是在今日改革开放热潮中的监狱农场；不管在驶往青浦野马浜的小车里，还是在上大法学院的清水湖畔，您总该是一如既往，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都说如果要一个局长上银幕的话，您几乎不用修饰，就可以直接走上去的。大家风度有时很难描述，但是您一出场，几乎所有的注解都不需要了。

记得有次一个同志为个人利益来局里，情绪激动，他说，这事我非得找李局长。说也巧，您正好从楼梯上下来碰了个正着。但是接下去的一幕却令我惊诧：那同志的冲动情绪，却立时化为乌有。平静地看着您从他面前走过。此事，我曾对李局长的秘书说起过，他说李局长身上有种人格魅力，在他面前一站，人的思想有时会得到一种净化。

这一说我有同感，李局长平时和我说着什么时，常常会用一句“我们执政党”应该怎么怎么的话，让人听了会产生一种崇高的情愫。比如一位长期受“四人帮”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被平反后，见了李局长感激涕零千恩万谢。李局长却感情深重地对他说，这是您早就应该得到的待遇，您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我们执政党还欠了您。

您参加执政党是很早的。

十多年来，我有幸逮着机会断断续续在上海驶往安徽农场的小车里，或者在上大法学院的林荫道上，听您讲从前的事情：

那是1943 年的冬天，你15 岁。一场大雪过后就遇上敌人大扫荡。你们百号人马刚下山时，敌人就已经把大家包围了。突围中只冲出去二三十个人，其余的七八十人都壮烈牺牲，其中县政府的秘书也没能回来。敌情紧急，而发号施令的那枚县政府大印，一时却没了着落。当时你的双脚正患毒疮流着脓血，痛得连路都不能走。这时县长要你去找大印。接到命令后，你忍痛连夜摸黑上路，个中苦痛不言而喻。好不容易爬上了山头，只见凄凄戚戚的雪光映着满山横七竖八的尸体，你不觉得害怕，一个个挨着寻找他……

我问李局长，他是谁？李局长说，他是我县掌大印的秘书，叫许克明，言午许，克服的克，光明的明，我怎么会忘呢？李局长说着这名字时，他的声音充满深情。

几圈之后，你终于在雪地里找到了他。冰雪已将他衣服冻得梆硬。你在他的身上摸索着，翻遍口袋都不见大印。正寻思着，发现他身子附近有道血迹，一个激灵，你仿佛想到了什么。于是您又顺着这血迹找下去，终于在离他十多米处，发现虚掩的雪土，你赶紧扒开，哦，果然是大印！你赶紧攥着它下山，交到了县长的手里。县长高兴得很，将大印挂在你脖子上说：人在印在！你却回答说：人不在印也在！从此这个大印，县里就交给你保管了。

李局长望着窗外的远天，说得断断续续。过了一会儿，李局长又眯着笑眼对我说，县长叫魏维良，当时才23 岁。我就想，再过8 年，我也可以当县长了。说着，我们都笑了起来。也许是李局长又想起长眠在雪山的那些同志，又告诉我一件事：

那段时期被关在牛棚里时，你在床头墙上写了一长串人的名字。别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都是已经牺牲的战友名字，你以此来平静你的内心。其中与你最好一个战友叫武潮，郭老师（李局长夫人）也认得，是同乡。后来一次斗争中英勇牺牲……

李局长在说这些事时，我一点儿也想象不出他在“文革”中受委屈的情景。我最早看到李局长，是在《上海法制报》成立初期，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地趴在桌上审核报纸清样。那时他的头发黑亮亮的，穿一件式样很老的中山装。

四五年前，李局长才六十出头。一天我突然听说，李局长病倒了，是在一次市里重要的会议上。会开始不久，李局长竟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并且还发出了“呼噜”声。这时原先坐在他旁边的卫生局局长正好去洗手间回来，她一看就觉得出事了！于是，立马就地对李局长进行抢救……几天后，我赶去他家探望时，李局长一身病容，但却执意出了医院。他面有愧色地感慨道，真是丢人！七八十岁的人都好好的，却要医生当场抢救我这个“年轻”人……

我想李局长真是太不善待自己了；同时却又在他“丢人”的感慨中，看到他特有的、属于硬汉的英勇气概与无畏精神。

写到这里，又想起李局长一贯崇尚的“敢冒风险，鼓励冒尖，奖励第一”的思想精神来。有次我搭李局长车回家时，刚坐稳他就兴致勃勃告诉我说，白茅岭农场的中学篮球队，到上海来打败了上海94 所中学，包括复旦附中、交大附中。第二年，不服，再打，又大获全胜。我特地赶去祝贺了他们。在李局长平静的语调里，总是让人感受到一种拼搏向上的力量。

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综合治理，最早就是由上海司法局提出来的。1996 年6 月8 日，我在军天湖农场听李局长这样讲，“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要全面修补，进行综合治理。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面对现在的犯罪问题，除了罪犯本身因素之外，也有我们执政党、社会应负的责任，所以大墙内外要通力合作。

这些话听来真是振聋发聩。我后来写的大量的跟踪采访纪实文学，其实都是自己在深深领会了这些精神之后去做的。“我们社会应负的责任”及“执政党意识”使我陡增了一种政法记者的使命感。所以我在文章中，注重将罪犯作案过程与情节都处理成一种背景，因为经公、检、法、司几道国家机器的程序下来，作案者的罪与罚，已经画上了等号。我着眼的是“我们社会应负的责任”，这在当时是个盲区。我觉得在法律结束的地方，文学应该开始。所以我的系列采访手记一经发表，社会果然报以热烈的反响。

我每出版一本书，总是第一个给李局长送去。他慈眉善眼的样子，用手翻翻书页，或者高兴地把书拿在手里翻翻看看，眼睛笑成两挂弯弯的月亮。

记得最后一次给他送书是1996 年的春天。我出了一本35 万字的《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那一天是李局长、郭老师和我相约，去植物园看郁金香展览。在小车里，我把这本书递过去时，李局长说，哟，这么厚。他翻着对我说，是我们当初给了你去监狱采访的特权。

我十分吃惊。因为时至今日，我从不知道。在上海所有监狱采访时，我只是不时被监狱干警们的“红烛精神”所感动，也不时被一种执政党的意识所激励，我长年追踪四出采访，确实很深入很细致，而监狱各级领导对我确实也非常支持。或者说上海的任何监狱、任何监房以及任何罪犯，我的采访，都能被准允。

李局长坐在副驾驶座，笑得很欣慰。他侧脸用浓重的家乡口音对我说，还得多写呀。

1988 年的新春，有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由印度政府发我的邀请信，请我参加在印度博帕尔召开的亚洲诗会。因我的人事关系在司法局，上海作家协会不能办。

想想司法局派人出国，一定都是法学家，怎么也不可能派诗人出访的呀。而且时间紧，只剩一个月了。上海作协外事处处长徐铨说，就算中国全部绿灯，那印度签证也要两个多月。怎么可能去成？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我去不成印度的，我也深以为然。

此事被李局长知道了。他说印度政府邀请的是中国诗人，我们自己还分什么分？！陆萍的公派出国手续由我们司法局来办。我不禁喜出望外。局里很快就为我办妥了公派护照、往返机票，包括服装费、补贴等。而印度驻华大使馆则在我去的当天为我做了倒签证。这事在上海文坛曾一度传为佳话。不想临行前，我意外收到印驻京使馆的来电，问我为何不去上海机场确认印度为我提供的往返机票。司法局得知后十分意外，李局长也欣喜不已。后来司法局还是去退了我的机票。虽然局里终究没有为我破费，但我内心感恩。

后来过了好多年，李局长秘书告诉我，当时我去印度的事并非我知道的那样简单。材料报上去后，市外办却不批。原因是司法局怎么能派一个诗人出国。李局长得知后一早电话打给司机，让接了他直奔上海外事办公室……很快，我的公派出国批件办了下来。

后来我又接邀请，去韩国和日本出席世界诗会时，李局长早已离休了。可我还是告诉了李局长，李局长眉眼笑得弯弯的，心眼里一派快活。去日本前那次，我与他告别后已经走远，却又被他再度叫回。他笑呵呵地说，小陆，我请您去饭厅食堂，咱点几个菜，为你饯行。那次饭毕临别，你再次扬手对我说：小陆，给我看着点啊，千万别把自己弄丢了！我每次出访，局长都要这样对我说。

当今编辑书稿，读此，有种感动比山高比海深。生命中的这些瞬间，是人间最美好境界的抵达。我在向前奔着跑着时，知道背后有许多双热诚的眼睛在关注在期待，其中有一双最亮最闪的眼睛，就是李局长。

而今李局长，你是去了哪里了呢？

此时此刻，我回忆着你的音容笑貌。打开的笔记本中，你的精气脉息扑面而来。那是在种种会议上，我坐在下面做的记录。你常常是双臂交错着双肘搁在桌子上，身子前倾，像谈家常似的说着话。有时就干脆从主席台上下来，在我们座位间边走边说边穿梭。你发言从来就没有稿子。现在我随手摘几段重温：

“我要批评的人，总还对这人抱着希望。”

“谁当了先进，什么都得先进，这不是逼着人装假吗？”

“至今我国政法学院没有开设一门‘劳改学’，我在会上及司法部多次提出过，现在这个任务，我看上海应该承担下来！”

“不要他对你不好，你也对他不好。这不是搞买卖。厚道些，不要尖刻；宁可人负我，而不可我负人。你对我不好，我仍对你好，叫别人永远欠你的账。”

“拍马屁的人，都想骑上马的。”

“青浦三个学校，都是当年动工，当年招生开学的。当时我那里也不请示，请示三年也没人答复；不请示，三年也没人过问……凡事不能言而不决，决而不定。领导就要在争议中决策，在事态纷繁不清大家都没有把握时拍板，这才能体现出领导的胆略与勇气。”

“官僚主义的惰性，是写好发言，总结套话，甚至连简报都写好了才开会，这是对我们的讽刺！”

“一个人，太看重钱就不值钱了。”

…… 

李局长，今夜，我仿佛又看见你风风火火地奔走在监狱农场的水泥路上。有次李局长与常年在农场工作的财务科长，同去一处叫“花果山”的地方。上车后那科长说他不认路，李局长说，那我给你带路……

又听人告诉我说，早在1983 年，李局长来司法局还不到一周，忽接电得知军天湖农场发大水。李局长在次日清晨6:30 就出发，先车，再拖拉机，又划船，再步行，从宣城到场部有41 里路。而后又去白茅岭农场，在齐腰深的水里摸索前进，当时还发着烧的李局长到目的地时，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我知道现在的交通，早已今非昔比，但那段历史却刻在许多干警的心中。

又有次，我跟李局长下农场去采访。在一处搞糕团承包的小工场里参观后，李局长赞扬了几句。后来回到住地时，当地司机捧出几木格糕团欲往李局长房间送。李局长站在车边沉下了脸，目不转睛地看着送糕人的动作。空气顿时紧绷。来人尴尬地赔着笑说，李局长，让你尝个鲜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李局长还是沉着脸，转头问，谁要买？要几斤？人都摇摇头。他又回身问我，陆萍你要买几斤？我说我不要。李局长说，拿回去！声音硬得像块铁。据说从此再也没有人敢送东西了。

想起一件近事。那天是1996 年1 月28 日，我写的长篇纪实《黑色蜜月》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公演（由现代人剧社制作、方亚芬领衔主演）。上午我去给李局长送票。李局长高兴得一定请我在他家吃午饭。郭老师就炒了两个菜，一个是胡萝卜炒香菇，一个是红烧粉丝，还有一大锅鱼汤。

李局长说，为什么不搞成火锅？说时迟那时快，郭老师刚离席去拿碗，李局长已出筷将鱼挟起，并将胡萝卜和粉丝统统倒进了汤里，这就是我们的李局长……

在那天下午，李局长还与我谈起一个叫徐立的女同志23 年来受苦平反的事。这位老同志从事德译，对于所受的委屈，心平气和，只是要求户口能早日迁回。李局长知道了后亲自去了徐立的家，到了家门时，见要爬五楼，又觉体力不支。他让司机代他上楼看望问候。

徐立激动得立即下楼，大家在小车里谈了一会儿。接着李局长又去了七支队找厂长问处理的情况。结果几天内所有问题全部解决。

李局长在与我说起这个与他素昧平生的老同志时，是那么动情。我曾在李局长的客厅里看过徐同志的来信，信字里行间那份深刻的平静，让我在感动中久久无语。其时李局长在客厅里来回踱着，忽而驻足，用右手在空中竖起食指，对着我声色俱厉地说：“这就是我们没有做好的事！”

在这一天，我怎么会知道，李局长的余生只剩下511 天了呢？

记起有一次我得知你又病重，便急急忙忙赶到华东医院。但是病床上空空如也。当时我欣喜不已给您留了条，说寻到这里扑了空，证明您身体已大大康复了，见了空病床真比见了您本人还高兴。后来我知道，您将我留条上的话，开心畅怀地告诉了好几个人。

李局长，那么您现在又去了哪里了呢？我总是不能相信您就真的安下心来，歇在一个精致的小地方了。我想，您只不过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干着你还想干的事情；或者，您还在赶路，去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李局长，您慢着走噢，一路保重，走好！

1997-6-29，2020-6-6重读修订光辉温暖亲切宽和妙理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