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灏《不愧三餐》中有篇文章《建安二十六年》，是解读史籍中有关此年年号记录情况的。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倘以公元纪年标记，时为公元二二一年。“历史上并没有建安二十六年”，陆灏文首即有这么一句话，但一些史籍中却又有“建安二十六年”的文字记载，所以说它比较“特殊”了。

何以故？这是由正史纪年方法以及彼时天下局势促成的。前一年，建安二十五年，春天里曹操病故，曹丕继任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十月，汉帝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从魏的角度看，这一年就三个年号了。若以正史纪年的规矩看，“建安”年号应该是划上休止符的。

“特殊”的就在蜀这一方。刘备看着曹丕掳掠了汉家天下，自然是心有不服，次年即在成都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且以汉室正宗宣示天下，曹魏所启用的“延康”“黄初”年号，亦自然是不认的，于是便有了朝廷昭告文字中出现的“建安二十六年”字样，但不知为何，写下《三国志》的陈寿在《蜀书·诸葛亮传》中也出现了“建安二十六年”的记载。陆灏说《三国志》中出现“建安二十六年”的大概就这两处。

吴这一方倒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它这几年里对于魏都是臣服的，及至后来反目、称帝，大致亦避开了“建安二十六年”这样的尴尬，但后来考古发掘的吴简中，却出现了“建安二十六年”“建安二十七年”的文字，专家们推断，这应该不是当时的文字记录，而是“孙吴追述往事时，所采取的遮羞的办法。”

午间读严昌编著《民国新语》，读至郑孝胥逸事一则，想到了陆灏所写的文字，便缩录如上。有关郑孝胥的这则逸事，文字云，“辛亥革命后，郑孝胥跑到上海找了一栋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凡是诗文信件题识，仍用宣统甲子，从来不用民国年号。他的朋友做了民国的官一旦被他知道，就会遭到他狂暴的谩骂：‘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做贼亦寻常。’”

郑孝胥辛亥时，还是宣统朝的湖南布政使，革命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以前清遗老自居，跑到上海海藏楼自闭起来，日常文字往来仍然是袭用前清的年号，大致亦是很有些“建安二十六年”的味道了，区别在于，郑是以一己之力不屈，而蜀是以集团之力不服。

实际上，在历史的朝代更替时期，类似于“建安二十六年”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明清更迭之际，剃发易服，清末民初，剪辫子，很有一些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连性命都是丢了的，所涉不过“气节”二字。再远一些，便还有《史记》所载“不食周粟”的典故，“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因为“气节”二字，是真的连性命也不要了。

这种现象是有历史渊源的，再严苛一点说，是一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