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人喜好玄谈，在《世说新语》“言语”、“文学”等门类中都有较多的表现。他们的对谈，所谈论的话题以及话语所表达的方式，有时确乎是“玄之又玄”的，让人颇费理解，而对谈者却能沉浸其中，享受这种玄谈带给自己的乐趣。玄谈以至于成为一时之风气，在历史的长河中呈现为时代的特征之一。

不妨品读一则故事。在“文学门”中，记录有一条殷浩与刘惔的对话，很为出色。原文如下：“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秉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着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这则故事，翻译过来，引用学者朱碧莲《世说新语》注解本中的文字就是，“殷浩问：‘大自然本来无心授予人某种品性，为何偏偏是善人少，恶人多呢？’众人没有一个说话的。刘惔回答说：‘譬如把水倾泻在地上，仅仅是自然地四处纵横流淌，一点也没有恰好是方的或圆的形状。’当时人极为赞赏此话，认为是名言。”

殷浩此问，实在是为“自然”洗白。本来，像“善人少，恶人多”这种论调，一直都有着值得探讨的余地，自古以来，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直至今天，似乎也没有停息过。但就这则故事来说，殷浩的善恶论，只能权且看作一种相对的结论，我们先不去探讨，这样才有助于阅读理解。他的重心，就是要查找造成“善人少，恶人多”现象的原因，而且这种原因，是与“自然”不相干的，“自然”是“无心”的，是不应担负这种责任的，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诸人莫有言者”，众人没有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时刘惔做了回答，且回答得很是高妙，因而引起众人“绝叹”。

刘惔的回答，高妙之处就在于，他运用了比喻这种修辞方式，巧妙、间接而贴切地给出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在思维上给了人无限的想像空间。人置之于社会，就比如水泻于地，水的形状也没有恰好是方的或圆的，善人与恶人，以及善人与恶人的多与少，又怎么能确定呢？潜台词就是，人禀受于自然，原质是一样的，但这个原质在外化时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造成人性善恶的差异，理想的形态是很难实现的。这个回答，实在是很高明的，既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但又明确地给了答案，表现出一种东方思维的智慧。

实际上，刘惔的回答，有着深深的古代哲学的痕迹。在《孟子·告子上》中，告子的人性论观点，就主张性无善恶，并以水来比喻人性，“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本不具备道德意义，善恶的产生是由后天的习俗导致的。而在这则故事刘孝标注中，他则引用《庄子·齐物论》里的话，对殷、刘二人的对答作进一步的阐释，亦是同样采用了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风吹万窍，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而使窍孔发声的是风自己啊。都是东方式的哲学思维。

魏晋清谈，是魏晋时期贵族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经常开展的一种谈说论辩方式，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之间的哲理为主要内容，并积极吸取《老子》、《庄子》、《周易》，人谓“三玄”之中的理论与智慧，作为依据而辨析名理，所以又有“玄谈”一说。殷浩与刘惔，都为魏晋玄谈的顶尖级人物，他们之间精彩的辩论在《世说新语》中记录下来的条目很多，仅从这一则故事，便能看出一二。《晋书》中说刘惔“尤好老庄，任自然趣”，从这一则故事中，亦是能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