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璜《西北考察日记》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记载，自迎祥观出来后至一回教寺，稍后又至化觉巷清真大寺，至寺内省心楼处，“有一教徒前来招待，甚为和蔼。据云，此寺为唐天宝元年所建，有唐及有明皆有修建，但由明至今则绝未动一石。前面小殿乃唐时原建者，后以教徒日众不敷应用，于有明时加建一大殿于后。此寺在西北清真寺中为有数之丛林，每年必派人赴阿拉伯留学。”而后多记寺内所见之情景。

这段话中说到此寺始建年代，至为关键，虽说“据云”，但亦有探讨之必要。“据云”的依据，是寺内存有的一方石碑。何氏在《日记》中就有记载，“各处参观毕，复导我们至另一小房中，陈一石碑，已破一角，今并合陈于凳上。碑题为‘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仲秋创建清真寺碑’。据云，此物本在大院中，因轰炸时损坏，特移此处珍存。碑文大意略谓因天宝陛下以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故敕令建此寺以广教义。”

关于这方碑石，文字内容是一碑记，即《创建清真寺碑记》，为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所撰，其中有文字说，“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大意亦如何氏所言，由此可知此寺始建于天宝元年（742）。这种说法，在各种地方文献或宣传资料中都有引用，如李建彪著《西安回坊文化》、《旅游莲湖》等书籍皆存此说，碑石文字成为重要的依据。

好些年前，笔者的一篇文章中亦引用这种说法，却得到市文史馆雷凡同志的质疑。他就只是问了一句，此寺所处位置在唐时为皇城范围，怎么可能有一座寺院在这里出现？这让人恍然大悟。查找资料，对比位置，可知化觉巷南侧鼓楼区域，在唐时为尚书省所在地，自然是不能有一座寺院出现在这里了。

所以，只能推断此碑石为一方伪碑。几年前，雷凡同志送来该馆编撰的一本书，蒋纪新著《另类西安史话》，其中一篇文章中专门说到这个话题，列出九大缘由证明其为伪碑，主要有，皇城内不可能建立一座寺院；碑额出现“清真寺”，唐时无此名词，此词初见于明代；唐代史籍无碑文中出现的“穆罕默德”译名，均译为“摩诃末”；碑文以“天方”称圣地麦加，只在明时始有此说；碑文称“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唐时工部并不是管理匠役的官署，更无“督工官”的官职等，并推断此碑大约刻立于明初。

实际上，好几位著名的专家学者亦对此碑的真伪进行过论断。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从宗教传播角度认为安史之乱后定居长安的回鹘人信奉的是摩尼教而不是伊斯兰教，长安这时并无清真寺建立的记载，天宝十年之后杜环所著《经行记》为我国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因而王鉷所撰碑系伪造无疑；白寿彝则专文论述过这方碑石，以为行文及语意上不像是唐人口吻，通篇文字有着宋明理学的气息，疑为教外人所为；陈垣则从语词译法方面推断碑文行文、语意均为元末明初时人的风习，甚至在《全唐文》中发现有王鉷上书玄宗舍宅为道观表，表中说宅第在城南安化门内，于是怀疑这方碑石也许是王鉷舍宅为观时所建，后来此观落入回教人手里，把原碑磨改为回教寺碑，而仍用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的名衔刻入碑石。这些都是文史学者从学术角度对碑文真伪的考证，很为费力。

至此亦大致可以清楚化觉巷清真大寺的始建年代了。寺内还存有其他刻石，参考之下，《西安府志》中的说法则较为公允，以为它的始建，多在明洪武年间，至清一代，多有重修，才有如今的格局。此寺现在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多次接待外国元首及其他尊贵客人，到回坊旅游的游客，此地亦是不可忽略的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