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去大院开会，见到一位一直相处得很不错的“同僚”，最大的感觉是他变老了。我们有一年多天气没有见过，感觉是很鲜明的，也许他自己不觉得。他的面部瘦了，说话亦不如去年语气有力，行动亦有些迟缓，作为同龄人，我深知这是衰老的表现。我觉得心里很是恐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静下神来细想，才明白，恐惧的根源，是时间，时间真是太厉害了，它可以平静地摧毁掉世间的一切物事。

会议结束后，履约到建国路雍村酒店参加一个文化餐会。去的有些早，就到隔壁省作协院子里溜达。有一处旧的建筑物，为国民党原陆军中将高桂滋公馆，已是残败不堪。上台阶在廊道站立了一会，闷热中似乎有些风吹来。正门已然关闭，隔着玻璃窗却看不见屋中的情形，很黑。这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建筑，西安事变时，扣押中的蒋介石曾经从新城大楼被转移到此处，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抵陕后也是首先在这里见到蒋介石的，也是在这里与周恩来一同和蒋初步商定了停战协议。蒋在此处大致被扣押了十多天。文革爆发后，中共西北局主要领导成员刘澜涛、舒同，包括后来担任过副总理的习仲勋等人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多年。这座建筑与后来的陕西文坛亦发生了很多的联系，路遥、陈忠实等都有故事与它相关。现在是终于荒废了。在院中看着这座建筑发呆，碰见了著名作家周瑄璞，相互打了招呼，她一定也是很奇怪这人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待她出了大门，自己也才回过神来，哦，她现在是在这里工作了。

看时间还有些间隙，就想着到雍村酒店更近的隔壁张学良公馆看看。居西安好几十年，竟然没有进去看过一回。要身份证，要戴口罩。都没有带。就给工作人员说了几句好话，大姐嘛，总是心慈，说可以进，但必须戴口罩。于是又在旁边的药店买了一只口罩带上，量了体温，就进去了。北边的矮房中大多是图片展，南边一字排开三栋旧的楼房，都为独栋别墅，最里边的一栋中还保留着周恩来等人当年居住时的布局，不外乎床、桌椅、茶几、沙发等，空间亦极为狭小。但就单栋楼房比较的话，显然要比高桂滋公馆好一些了。可以想象，在当年的西安城，这些达官贵人的居所，应该算是很豪华的。现在成为西安事变纪念馆，决定历史走向的好多事件，当时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回望过去，俱往矣，一时风云人物，都化作笑谈而去。

餐会中见到商子雍、马治权、陈嘉瑞等师友。是的，因为疫情，已是大半年没有见过面了。商先生精神还好，也许是因为嘈杂，和他说话他听着有些吃力，甚至于耳朵要凑过来接听。马老师绍介说自己正在以好大王体创作千字文，于是和他谈笑着说先预定一册，他满口答应，并以手比划着说装订起来会有多么多么厚。陈嘉瑞老兄新出散文集一册，书名《终南豆架》，本来可以让他签个名的，但因离开时有些匆忙，也就免了。他的自序很短，但很有意思，如说书中的几篇文章被喜欢的语文老师出考题借用了，他说他“看了一下试题，我也得不了满分。”“眼下的时代，散文不能当饭吃。那就当一盘瓜子，闲了嗑一嗑。”倒还真有“终南豆架”的味儿。

还是说书的事，自从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早年出版的“文苑英华”丛书中的几册后，有些上瘾，就又在孔网下单买了其中的许倬云著《历史分光镜》、汤一介著《昔不至今》、任继愈著《天人之际》、张岱年著《宇宙与人生》。应该是丛书中的多半已被收入囊中了，早前已说节制，但还是忍不住，所谓贪欲，亦能以此看出有不可克制的地方在。前几日去浐灞新区新的会展中心看车展，在附近的贾平凹文化艺术馆馆内书吧购得一册金性尧著《闲坐说诗经》，受疫情影响，游人并没有几个。原来奥莱亦在附近，来过周围好几次了，但仍然对环境很是陌生。西安就像一块大煎饼，越摊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