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有些故事，读起来是比较费神的。“尤悔门”中有则故事是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有天看见田地里的稻子，不认识，就问左右是什么草，回答说是稻子。回来以后，三天不出门，说：“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翻译过来就是，“岂有依赖它的果实生存，却不认识它的植株的！”因为故事是在“尤悔门”，这一门都是记录个人的过失或懊悔的，显然是说简文帝由于“不识稻”而产生悔意，就闭关自省了。

后来很多的读者，对简文帝的话是持有保留态度的，如刘孝标在注中就说，“文公种菜，曾子牧羊，纵不识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虚。”认为简文帝似无必要说出这样的话。至于怎么个无必要法，则关键在于前边的“文公种菜，曾子牧羊”典故的意思是什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关于刘注，作了两项工作，一是指瑕，二是诠释。他参校古籍旧典，指出刘注“文公种菜，曾子牧羊”中“‘菜’当作‘米’，‘牧’当作‘驾’”，因为“《新语·辅政篇》曰：‘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文公种米，曾子驾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见，恢恢者何所不容。’《说苑·杂言篇》曰：‘文公种米，曾子驾羊，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轭在衡后。务大者，固忘小。’刘子《新论·观量篇》曰：‘项羽不学一艺，韩信不营一餐。非其心不爱艺，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缀细业也。晋文种米，曾子植羊，非性暗蠢，不辩方隅。以其运大，不习小务也。’”这样语意就很明确了，“此言君子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故智有所不明，神有所不通。如种田当树谷，驾车当用牛，此愚夫愚妇之所知也，而文公、曾子不知。然不可谓之不智，何者？君子之学务其大者、远者，薄物细故，虽不知无害也。故曰：‘纵不识稻，何所多悔？’”做大事情的人往往忽视小事情，简文帝又何必如此这般呢？因而“此言必虚”。

不过，倘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一个人每天里都吃着稻米，忽然有一天在田地里遇见了稻秧，却不认识，心里总还是会有些起伏的，只是这种起伏，表现在简文帝身上，确乎是有些被“典型化”了，他因为不认识而忏悔，竟至于闭关自省了，是一种深度的心理自省。这种自省，在明代文学家王世懋看来，就是一种“良心的发现”。他在读完这则故事后评论说，“简文生富贵，不知稼穑艰难。此愧大是良心，而注驳之何居？”简文就只是良心上感到愧悔，你刘孝标废话那么多干嘛？简文帝生长于富贵之乡，然而作为执政集团的重要成员，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苦，老百姓的艰难，突然良心发现，不应该感到愧悔吗？

这样一种良心的发现，不要说表现在简文帝身上，就是对于一般的人的个体来说，亦是再正常不过了。佛洛依德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由自我、本我、超我构成，超我处于管制地位，是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部分的表现，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一为良心，是规定自己的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超我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以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征是追求完美——一种本性得到满足，按照至善原则行事，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要求自我按照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自身。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是现实能够允许，且自我高度赞扬的心理集合，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以这样超我的精神分析理论去观察晋文帝的言行，当然就容易理解了。自然，对于任何的普通的人的个体，亦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