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书店里看到章衣萍文集，不薄不厚的一本，拿在手里翻了翻，觉得这名字就熟悉好多了。“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是他的名句，出自他的《枕上随笔》，此为鲁迅所极为鄙夷的，《教授杂咏四首之三》中就有“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的嘲讽。鲁迅嘲讽章氏衣萍者不仅此一例，还有“情书一捆”的典故。

章衣萍要比鲁迅小二十岁左右，他北大毕业后先是主编《教育杂志》，而后任上海大东书局总编辑，约是在一九二四年由孙伏园介绍得以相识鲁迅，并一起筹办出版《语丝》杂志，后来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成都大学教授，所以鲁迅亦称其为教授。《鲁迅日记》中记章氏凡一百四十余处，时间则自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始，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一日终，大致也就六年的样子。章衣萍出名的是他的《情书一束》、《情书二束》小说集，还有两句名言，除了上边的“懒得摸女人屁股”以外，更有出名的句子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他安徽绩溪人，确与胡适同乡，在北大时很得胡适照顾，为胡适打工，而自己又以胡适“秘书”自居，无资本而为人狂傲，言谈中常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慰，啼笑于文坛，而后就流芳百世了。

鲁迅原本和他是要好的，后来却不好了，隔阂的缘由是因为许广平，还有一个人是高长虹。高长虹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狂飙》周刊上发表了一首诗，于是北京文坛传出流言说鲁、高、许三人“三角恋”。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信许广平，说传播这种流言的，除了王品青、孙伏园、李小峰、羽太信子之外，还有一位人物就是章衣萍。这封信收入《两地书》公开出版时，鲁迅将“衣萍”二字改为“亥倩”。而且鲁迅认为，“高长虹是在害单相思病”，而高长虹则否认他对许广平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总之是因为闲话，有了隔阂。

鲁迅对于章衣萍的作品颇有微词，觉得它多涉情欲，格调不高，因而在一九三二年重返北京文坛时对青年朋友开玩笑说，“我来出一本《情书一捆》，你们看如何？会有读者吗？”他所谓的“情书一捆”，亦即次年四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而章衣萍却不这么看，一位女士问章衣萍道：“《情书一束》为什么写得那样猥亵，为什么不害羞？”章衣萍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的，因为我是一个文人。”——他是套用乔治·摩尔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我这种职业就意味着对什么都不害羞，而只为害羞而羞。”

隔阂以至于形同陌路。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鲁迅应大夏大学，亦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乐天文艺社邀请，做了题目为《象牙塔和蜗牛庐》的演讲。演讲回家乘坐电车，不料巧遇章衣萍、吴曙天夫妇，章氏上前打躬作揖，并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刊有自己文章的女性杂志请示指教，鲁迅却看也不看就放在屁股底下。电车到站，鲁迅下车，似乎忘掉了还有这样一本杂志，章氏在车上喊：“周先生，你的书还没有拿走呀！”鲁迅站在马路上冷冷地回答道：“不要了！”此事见于二〇一五年十月《书屋》杂志周允中的文章中，据他考证是登在当时的《社会日报》上，要说距今也要近乎百年了。

无独有偶，前几天看到韩石山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演讲《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全文，其中亦有一则他考证出来的民国文人有关闲话的旧事，颇有趣味，娱情则不亚于“情书一捆”。因人物关系复杂，避免引述出错，就抄录韩氏原文如下：

学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二六年春，北京文坛上曾发生一场著名的论战，史称“闲话事件”，几乎是无端地，周作人就对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发起攻击，说陈西滢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陈当然不认账，写文章质问周，要他说出证人来。渐渐才弄清，事情的起因，出在徐志摩评介陈西滢的文章里，徐文有一段，说有一天，陈的妹妹央告陈：“你不要再作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陈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倒来问我阿哥报虚账！”此前北京发生过学生烧了章士钊藏书的事件，时论认为学生是受周氏兄弟唆使的，而当时陈的身边，确有一个阿妹式的人物，这就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正和陈西滢谈恋爱的青年女作家凌叔华。凌在燕大念书时，周作人也在燕大兼课，曾特意给凌补习日文。在周看来，说这话就等于，凌攀上陈这个高枝，就转回身来诋毁他这个恩师，这怎么不让周作人怒火中烧，起而反击呢？说陈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于是对凌叔华说，你看你的阿哥，是个什么东西。后来这个事情闹大了，徐志摩又写了文章，周当然不认输，又写了文章寄去，正在徐要安排发表时，周忽又来信，说不必发了。等于正不可开交时，戛然而止。好些评论者都说，是周作人找不下证人，认输了。经我的考证，不是这么回事，是凌叔华悄悄给周作人写了信，恳求恩师，不要再写文章把她牵起扯进去。周回信说，他可以不写了，鲁迅那边他作不了主，于是便给徐写了撤稿的信。

这个著名的闲话事件脉络大致如此，不过读来最觉得要紧的是韩石山的结论。他紧接着事件说：现代文学史上的这场著名的论战，起，是因一个漂亮女子的话语而起，止，也是因这个漂亮女子的恳求而止。赋予它太多的政治意义，实在没什么道理。这里面更多的是人情，而不是什么是非。这样来看，“闲话事件”，就没有那么多的刀光剑影，那么多的深仇大恨，基本上是年轻人不会说话，引起老男人争风吃醋。是个真正的闲话事件，顶多是道德事件，而不是像我们的冬烘先生界定的，是什么思想对阵，两大营垒的交锋。

所以不佞以为，“情书一捆”，于鲁迅而言，也是“这里面更多的是人情，而不是什么是非。”而且鲁迅的好多文字，大致都可以以此心态去阅读和理解，所谓“思想对阵，营垒交锋”，更多地还是交与政治家去意淫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