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师友杂忆》中，记他在北京大学时有过一次来西安的游历，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离西安事变不到百日，所记文字并不多，但学者的眼光关注的却与一般人有所区别。“而为余等此游特所注意者，乃最近蒋委员长为张学良拘禁处。此事距余等之游不百日，省政府特派员同往。此为委员长卧床，此为委员长跨墙处，一切器物陈列如旧。较之游故宫慈禧太后寝宫卧室，其动人更何啻千百倍。而余更注意大厅近南窗靠西壁一书架上，置张学良日常所阅书。余告同游，观此架上书，可知张学良其人，及近日此事经过之一部分意义矣。惜当时忘未将此一批书名钞录，否则当为对近代史知人论世一项大好材料。今亦无可记忆矣。然张学良亦知好读书，终不失为同时军人一佼佼者。”当为游华清池时所见，篇幅相较已是十分的多了。以书观人，大抵亦不会走眼太多，即使张学良做做样子，恐怕相去亦不会太远。记得也许是知堂所说，想了解一个人，看看他的书房，也就能知道七、八分，都是端的之论。

    前段日子网购的朱贵泉先生的《临池摭录》，翻着翻着就从中间开裂，拆胶了，再翻翻则成散叶，实在不好收拾。稍为董理，就先放着。过几天青女士带至文印室，用订书机重新装订一过，再粘上封面，竟和新书相差无几，只是翻动的时候，稍为费劲，书页字面的间距也变小了，这时就觉得线装书还是有较大的优势，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读起来书页开合有度，轻松自如。但现在书籍的装订，大多都是胶粘订，拆胶实在是极易出现的问题。记得好些年前，还在住单位宿舍的时候，冬天里一叠书放在火炉旁，书脊受热，好几本拆胶了，后来用单位档案室的装订机，重新打眼穿线，修复如新，俨然线装书的样子，翻一翻还觉得挺好玩的。四、五本吧，倒成了书架中特别的风景，让人随时能想起高卧寒斋、拥炉夜读的岁月。

    再说说朱新建的新书《打回原形》。几月前就知道有这样一本书要出版了，作者辞世，后人为他编一本书作为纪念，是现在十分常见的情状。只是买过他的几本书了，唯恐重复的内容太多。端午节放假，晚饭吃得太撑，就穿了拖鞋出门溜达溜达，不小心又进了西部书城。这个书店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则，就是书的塑封读者不能自己拆开，拆开即视为购买。书在手里捏了一会儿，眼睛还是看不到书里的内容，就气气地放下了。于是转身到折扣区，翻着一本大开本的《礼器碑》，足足发泄着看了好长好长时间，有如占了便宜一般。要往出走，又觉得有什么事没有办，就问服务生道，书能不能拆封？她说，可以，只能我来，而且看的时间不能太长。听这话后，心里就有些得意地笑，觉得终究还是进步了。她拆开了《打回原形》，小心翼翼，塑封没有彻底地破坏。我翻了翻，说买了。她艰难地又往塑封里装。我说不用了，但她还是费劲地装了进去。其实我明白，如果不买，也没有关系。也才体会到，实体书店、服务生，还有读者，为一本书，都是很累的。

    后半夜睡不着，就在昏黄的灯光下翻看了几篇朱新建的讲话稿，很觉入味，觉得像他这样有才气又有趣味的人，死了就实在是可惜。他实在已是被打回原形了，已没有了思想上的束缚以及艺术上的羁绊，做人自然也是放浪形骸，一任自然，完全没有体制上的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然而貌似浊而实清，骨子里仍然是充盈着清正之气。他死了，他生前却说，“来世我愿意做一台手扶拖拉机，插队的时候村里有一个健壮、快乐的女孩儿，让她来开我，我一定不亦快哉！”书的装帧设计也很特别，封面凹出一个方形的天窗来，之下就是书名与作者名，其余则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书中标点，亦不在字的右下角，而置于两字中间，倒也特别。王朔、陈丹青、姜文、陈村、叶兆言、苏童联袂推荐，书于腰封，其实大可不必，实在让人搞不清谁在推荐谁。

    朱砂在序中说，朱新建生前爱说一个故事：“一人射箭，先画一只鸟来射，未中；把鸟画大，仍未中；就先射箭，后画鸟，果然百发百中。”想来人世如此，却被朱新建看透，他实在也是太过于刻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