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荆山，总能让人想起三国时魏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句子，“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是说当时文艺繁荣的景象的，而文中所谓荆山，大抵是指春秋时代楚人卞和採得和氏璧之处的湖北荆山，因为卞和献玉的旧事太过出名，且其间又有微言大义存焉；不过，《史记·封禅书》中的话，“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亦言及荆山，有关于黄帝铸鼎的事故发源地，其所指就引来很多的猜测与考辨，终究莫衷于是，难有定论，而以五千年前黄帝部族活动区域、地形地貌、考古挖掘、乡风民俗、文献记载等因素考究，似又以陕西阎良与河南灵宝之荆山为胜。其实天下有荆山之名者繁多，大致都是怀揣了旧事的愿景，向往着和谐鼎盛的生活。

    以《史记》的说法，黄帝在完成统一大业，驾龙升天之前，所作的一件大事，就是在荆山之阳，“作宝鼎三，象天地人。”而后的禹，治水之时便将华夏大地划分为九州，其后则延续传统的做法，如班固《汉书·郊祀志》所说，“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是华夏大地亦才有另外一种说法，九州。鼎在草民初期，是烹煮的器具，亦即现今所用的锅，后来却衍变为国家政权和权力的象征，甚至有了定鼎、问鼎的说辞，并可引申为显赫、高贵等深层次的涵义，说到底，吃饭终究还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先祖黄帝亦是先知先觉的。而曹植所谓“荆山之玉”，分明是冲着立言著文一事而言，他却看得并不是十分的要紧，“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但魏晋终究是“人的觉醒”的时代，而后曹丕就写了篇被后世认为是回答抑或反驳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有关文学品评与文学功用观的经典之作《典论·论文》，作为一国之君，他则把立言著文拔高到无上的高度，“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完全是一种不同的调子。而杨修则是一种调和的姿态，他在《答临淄侯笺》中说，“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锺，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将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统一起来了。然而，无论如何，不佞想，吃饭问题解决之后，精神需求总是还须有的，生态与社会规律使然。

       辛卯深冬，不佞赴阎良关山，参加民刊《荆山》杂志创刊一周年庆典活动，在寒风中，踏上这先民们曾经生活过的广袤的土地，远望荆山塬，想象着它那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杂木丛生的样子，仿佛有先民们铸鼎的身影在眼前浮动，惟觉恍惚；而荆山上汉高祖刘邦之父刘煓的陵墓汉太上皇陵，稍西的李渊的陵墓献陵，以及在它附近的汉武帝游幸、唐太宗扩建的皇家道观龙游宫遗址，唐栎阳县尉沈亚之祈雨的汉武帝庙，明英宗敕修的后山庙和清凉寺等古迹，则更让人感到它的博大与深邃。因有省内秦腔名家郝彩凤、齐爱云等前来助兴，得观风采，为之神爽，在鼓乐声中，浮想联翩，不能自已。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