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西安东大街钟楼书店对面有一家书店叫行知书店，一楼仅是门脸，沿楼梯上行至二楼才能到它的营业场地，规模也还差不多，书籍主要以文史类为主，楼梯口不大的地方放了桌椅以方便读者查阅和歇脚，很有文化气息。那时钟楼附近上规模的书店有好几家，行知应该是最小的，但它很是精致，它的经营风格和图书很适合我这一类读者，因而那时我的身影经常在那里出现。也就是在那里，我记住了方英文这个人的名字。

    方先生那时写小说，也写散文，影响没有现在大，但多少还是有些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造成的后果就是人有时像是记住了他，也像是忘记了他。我终于记住他是因为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当时挂在行知书店楼梯过道的墙壁上，去行知每次都能看到，心里就想，这人写书，还能写字，还敢把写好的字挂在西安城人流量最大的东大街上，于是印象就很深了。他的字那时就写得好，能挂出来。

    以后的这些年，当地的媒体上每有他的消息就很关注，知道他出了长篇小说《落红》，还有《后花园》，以及其它的散文集子，但更关注的却还是他的书法。文人写写毛笔字其实没有什么，应该是一种基本技能，但因为时代和文房工具变化的原因，写写毛笔字对大多数当代所谓的文人来说还是一件难事，因而谁能写写毛笔字，并且还写得好就是很少见的事情了。方先生这些年写作之外，于书法用力甚勤，我越来越觉得他的书法作品甚至于要超过一些专门的书法家；他个人对于外界的影响书法的因素要超过写作的因素。他没有拜过先生，就只是靠自己的悟性和学养去体会，去琢磨，去习练；他把写字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用钢笔，写个便条也都使用毛笔，像是回归到了旧文人时代。他的字是帖学的底子，据一位拜访过他的人在文章中说，他见方先生时看见临的是唐寅的《落花诗册》，而且下的功夫很大，每天要写两三个小时的书法。不过我在他的新浪空间上读到的作品，却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魏晋时代的气息，从容洒脱，端庄中流露出秀逸之态；至于用笔的圆熟，分明是下过苦功的，很有些欧阳文忠笔下卖油翁所谓的“无他，但手熟尔。”的味道。

    其实方先生的书法作品真正吸引人的地方，除了确实写得好之外，还是他写的内容好，他写自做的诗赋联语，写自己生活中随便想说的话，就如同魏晋人写的那些快雪时晴、心情咋样的句子，都能得心应手。他说，“我的字不行，不是书法家，但我不写唐诗宋词，我只写我自己的语句。”这些话说起来看似简单，但要真正捻弄起来，于一般的文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书家们大多写写唐诗宋词，名人警句，倒也是时下常见的风气，要写写自己的话语，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

    有次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女士谈到当地作家的书法作品时，就说到方先生，我说要以传统书法理论的视角来看，方先生的书法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也谈到他的文学作品，我仅有他的一本散文集子《念奴娇》。他的语言风格是“庄谐杂出，荤素并陈”的，是“才子文章”，这种语言风格在整个文学界都十分明显，因而陈忠实称之为“方英文式的语言”，幽默中透露出智慧，智慧中隐藏着滑稽，滑稽中蕴含着讥讽，讥讽中又有些许人性的悲凉。但这样的语言风格，又会使作品失之于厚重，略嫌力量不足。

    我和先生只见过一次面，说过三四句话。那次见面，人比较多，起初他一直没有说话，我就对坐在旁边的周聪女士小声说，他说话幽默，一直不说话，可能正在预热，还没有启动。果然后来就妙语连珠，让大家大快朵颐。方氏语言的幽默，很自然，能够和现场的氛围与语言环境巧妙地结合，没有些许矫揉造作的痕迹，却又机锋迭出。几位女士鼓动他唱陕北民歌时，他推辞，但却拿出手机念了一段别人发给他的陕北民谣，并逐句分析民谣的好。后来我在他的空间问过一次他好，他答谢说“洵公好”，以至于让我受宠若惊，也让我想起贾平凹在方先生《后花园》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信中的话，“我对他是了解的，心的善良和嘴的俏皮是混在一起的，才的蓬勃和情的波动是混在一起的。这使他的文风姿卓立，绚丽多彩，有时又嫌力量不够，这使他的人温暖有趣，有时又让别人难堪尴尬。”但他，以及他的作品，终究给这个世界和他周围的人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方先生做的是“才子文章”，他的小说《后花园》中的主人公宋隐乔和《落红》里的唐子羽，都有着典型的才子气质，楼肇明的一句话给人印象颇深：“才子的欲望都是浮泛的，没有深入到骨子里。”欲望的浮泛，也许造就了才子们知天乐命，却又隐怀着怀才不遇的巨大痛苦以调侃的视角审视社会的共同命运。他们恃才放旷，在世俗的纷扰中，说些怪话，做些怪事，让体制内的人视为政治上不成熟，体制外的人目以为异类邪说，其实他们本心也许并不曾轻看了主流社会，而往往弄拙成巧。世间的才子都是可怜的,可爱的，但也都是可敬的。

    方先生的个头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但我从他的表情中能感受到一种好人的心的善良，多次听到我周围的朋友称他为“方老”，尽管他并不老；看到马河声先生画他的漫像，我心里就对自己说，画得好，画出了悲悯情怀，真的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