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睡前随便拿书翻,就翻到了汪曾祺的《晚翠文谈新编》，一晚上都在他的影子下晃晃悠悠的不清醒，后来还翻了他的《文与画》，越发地想这老头子了。他为人谦和达观，作文冲淡自然，作画至醇至美，是中国现代少有的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可爱的人，因为我真诚。这也许能够解释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前几年写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附在后面，算是对他的怀念。

   

                      清音清韵清风里

                                      ---读汪曾祺《文与画》

     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人物，他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是在60岁以后完成的，其中《异秉》、《受戒》等小说既是开山之作，也是成名之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代的因素应该占有较大的比重，“文革”期间所有正常的文学创作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作为作家个体，生活积累、思想成熟、创作技巧的完善都需要时间作为载体，这个过程，势必造成一种“势”，一种厚积薄发之“势”，一种呼之欲出之“势”，这种“势”造就了作家本人。而汪氏家学渊源，本人又爱好广泛，小说、散文，写字作画似乎都成了拿手戏。其实，即使在“文革”时期，汪曾祺也有让人刮目相看处，样板戏《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的一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写得真是有气势。最末一句：“人一走，茶就凉”竟成了妇孺皆知的民间俚语，据说始作俑者即为汪氏。有时想想，一个弄文字的人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片言只语，也是十分有幸的事，汪氏就凭这六个字，也该文史留名了吧。

　　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他的作品回归到了文学的本真，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他们都企图在一种贴近自然的状态中描写、揭示本来意义上的人性，并获得了成功。汪曾祺的骨子里是儒家文化，但他却能以散淡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做人还是为文，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地方。为人散淡，活得平淡，不刻意于生活，不浮华于生活，也正是汪氏做人的本色。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中，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他，还是他的文字中的人物，都有着诗意般的生活。他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现实生活和文字中营造着诗与画的意境，追求着天地间的一种大美。当他用朴实，但却清丽的语言描写下他们的时候，一种清音清韵就在人世间的清风里飘然而歌了。

　　这本《汪曾祺文与画》，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新近出版，收录了汪曾祺有关生平和谈字与画的文章近30篇，插图用汪氏字与画105帧，十分精美。读这本书，可以感受到汪氏在近80年的人生旅途中散淡的人生风貌；可以体会到他博大精深的文艺创作理念；可以欣赏到他清新俊逸的书画精品；可以感受到他努力营造人文社会氛围的社会责任感。

　　读汪曾祺的时候，常让人有斯人已逝之叹。记得先生曾经说过，有些东西，说没有就没有了，再也不会有了。这岂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原载《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