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而又扭曲的心态

——中篇小说《离婚指南》人物心理分析

    记得两三年前，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问世时，在我们这个因袭着沉重传统文化的国度里，曾使民众的心理产生过一阵冲击波。主人公刘述怀在小说结尾对女记者方芳说的一段话，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唉！——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说家庭不理想——嗐，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

    《懒得离婚》的余波过去不久，我们又读到了苏童的《离婚指南》。这部中篇小说的内涵要比前者深化一些，主人公杨泊也比谌容笔下的刘述怀更勇敢一些，但其结局仍然回归到《懒得离婚》最初的主旨。对于离婚这个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在作家的视野里，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离婚指南》里的杨泊和朱芸这一对夫妻，在对待离婚问题上，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学识、职业、秉性等，在当今社会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但其心理结构、心态变化，却颇具典型性。剖析他们复杂而又扭曲的心态，透视他们夫妻两人的小天地，呈现给我们的是苦涩的婚姻和五彩的世界。

    小说开篇，主人公杨泊就向妻子发起突然袭击，反复声明“我要离婚”。毫无思想准备的朱芸简直不明白，结婚五载夫妻没吵过架，儿子两岁正惹人爱，丈夫凭什么要和自己离婚，她百思不得其解。那么，杨泊到底为什么要提出离婚？他毫不掩饰地说：“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厌烦什么呢？他坦白地告诉妻子：厌烦你轻轻打鼾，睡态丑陋极了；厌烦你夏天时腋窝里散发的狐臭味；厌烦你饭后剔牙的动作及吃饭时的吧叽吧叽的声音；厌烦你把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没完没了看香港电视连续剧；厌烦你不读书不看报；厌烦你跟邻居拉拉扯扯……杨泊自以为理由堂而皇之，谁知妻子听后的评价是四个字：“全是废话。”

    难怪朱芸说话粗俗，从她的思维定式出发，杨泊是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才故意将她贬得一钱不值。难道杨泊真的在装腔作势？非也。他对女记者说的更是直露无遗：“我烦她，我厌烦她，我鄙视她，我害怕她，我还恨她……所以我要离婚。离婚。”这是杨泊真实心理的流露，尽管是扭曲了的心态。

    虽然说离婚是因为婚姻存在而有的一种制度，但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社会习俗仍把离婚视为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据此看来，领导批评杨泊的行为是赶时髦也就不足为怪。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增长幅度很大，据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统计，从1985年起，离婚案件以平均每年50%的速度上升，全国平均离婚率达到1.1‰。

    夫妻关系是一种最亲密、最复杂、最微妙的人际关系，很难用一种尺度界定离婚的合理性。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尝试着将合理的离婚理由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于某一方有问题，如精神病、酗酒和犯罪行为。第二类是根据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理由可能是：双方虽然不争吵，但无法和睦生活；双方均从事重要工作，而且这工作要求双方必须分居两地；其中一方虽然不讨厌另一方，但对第三者一往情深，以至感到婚姻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不能给予帮助，仇恨无疑会接踵而来”。（《婚姻革命》第152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杨泊无疑属于第二类，客观地说，他的离婚要求也并非没有合理的因素。

    在现实的人间生活中，真正理想的婚姻是不多的。据一份调查资料统计，上海家庭夫妻关系自我评价，认为夫妻关系一般化或较差的接近50%，这是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夫妻虽说是两人的世界，但这世界有时也很无奈，即便恩恩爱爱的夫妻，也会有悲欢，有离合；爱与恨的交织揉合，真还剪不断，理还乱。婚前两人的世界是单纯的，情侣相爱，初恋是春，男女之间充满着灵魂对灵魂的渴慕、思念、浸透和融合。婚后的一切都是多元的，情侣逐渐转换成伴侣，甜蜜的爱情移位给繁琐的生活，久而久之，心理方面的不和谐导致感情淡漠，夫妻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杨泊其实也是循着这样一条生活之路走过来的。如果我们深层次地分析一下他的内心世界，不难看出，他闹离婚的原因不仅仅是厌烦妻子，更主要的是厌倦生活。他曾经恶意地把妻子比作“木乃伊女尸”，比作“一堆粉红色的垃圾”；而对情人俞琼却百般讨好：“你怎样都好看，因为你年轻”。从表面看，“第三者插足”，有了外遇，喜新厌旧，才是他疏远、抛弃妻子的真正动因。

    可纵观全篇，从杨泊的思想脉络看，他的厌烦情绪始于单调枯燥的生活，“每天清晨照例地取牛奶，捅炉子，送孩子”，周而复始，他厌倦了这一切；在社会生活中又屡遭侮辱，他感到每个人都在讨厌他，生活中他找不自己的位置，逆反心理诱使他又讨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他的情人俞琼。杨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连俞琼也令他讨厌，“这恰恰是我们生存中最重要的疑问”，没有人能为他解开这个疑团。厌倦生活，逃避现实，想用离婚来摆脱家庭苦恼，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他鬼使神差地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险路。

    为了达到离婚目的，需要主宰一切。杨泊忍受住了大头给他的胯下之辱，忍受住了朱家兄弟给他的皮肉之苦，忍受住了人们的嘲笑、轻蔑、鄙视，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因为要离婚，妻子骂他是畜生，俞琼抱怨他怯懦，外人认为他是神经病，岂止家庭错位，他的精神也被严重扭曲。在经历了“离婚是死，离婚是生”的殊死搏斗后，他只能发出最后的哀叹：“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离婚了。”一切仿佛是命里注定的，他哪里明白“婚姻是一个圈套，我们要用这个圈套把那些上当者骗入炼狱，让他们经受痛苦的煎熬。”（《婚姻革命》第150页）

    在这场家庭悲剧中，朱芸的心理定势始终是恐惧离婚。起初，她态度强硬，“只要我不同意，你就休想离婚”；此招不灵，她又企图用钱要挟，谁知丈夫真的借来2万元钱；继而，她想借用三个兄弟用武力征服，没想到遍体鳞伤的杨泊，经受住了拳打脚踢的考验；朱芸到杨泊单位哭闹，群众舆论也没能吓倒杨泊。硬的不行，她改变策略，只得软化，声泪俱下：“我求你了，杨泊，别跟我离婚。以后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会对你好的。”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杨泊竟不为所动。万般无奈，朱芸只好以死相胁，并把仇恨转移到俞琼身上，用发卡给她破相，这才令杨泊延缓离婚的步伐，不得不重新估价朱芸的能量。

    朱芸的所作所为，如果从心态上分析，起码有几种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她感到离婚有一种罪恶感，“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受夫权主义熏陶，企图依赖男人活着：“求求你，别把我这样甩掉”；报复情绪，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要不仁，咱们“谁也别快活”。由于有这几种心理因素的支配，她始终未能发现自己身上的弱点。如果她能明白，结婚只是夫妻关系的起点，如胶似膝的感情高潮过后，必定是平淡乏味的繁琐生活，这时就需要不断投入新的生活内容，才能使爱之树常绿；如果她能理解，“有怨恨就有爱情，爱情欲望没被满足才产生怨恨。”（日本国分康孝著《婚姻心理》第10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也许，她就会采用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或者温和弥补裂痕，把握机会，使丈夫的离心倾向最终变为向心倾向，重造幸福家庭；或者干脆家庭解体，好聚好散，减少痛苦，开始新的生活，也会有幸福来临。这两种结局，都比现在同床异梦、慢性自杀般的生活强得多。

    苏童的这部中篇，不仅触及了敏感的社会问题，又一次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撞击。而且，在细节描写及其道具运用上，多有匠心独运之处。如“大头跳山羊”、“鞋帽柜台前的约会”、“水泥圆管中过夜”、“结婚进行曲”磁带、“地狱请柬”般的明信片、黑色镶有银箔的发卡等，都值得读者揣摩、品味。

                                  原载《作品与争鸣》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