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这不是美国私人慈善奠基者卡耐基的名言，而是美国富人的价值观。

　　当最近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公布了其“慈善名单”——有40多位上榜富翁承诺把自己超过一半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

　　反应最激烈的却是中国，马上就有舆论抨击中国富豪的企业社会责任。甚至连李嘉诚也被质疑何以不在“巴菲特名单”上，虽然“李嘉诚基金会”已有上百亿资金用于慈善。

　　中国富豪遭遇道德审判由来已久，事实上这是中美两种财富观的差异，而价值观是需要慈善环境来涵养的，包括舆论环境，制度和法律土壤等等支撑点。

　　而中国恰恰缺少这种土壤，也造成了中国富豪行善的尴尬——做好事首先要被怀疑动机。

　　最典型的要数陈发树(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他要捐赠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成立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民营慈善基金。马上招致板砖横飞。

　　陈发树的“操盘手”唐骏一定低估了中国慈善环境的险恶。

　　质疑的声音武断认定：以你陈发树“土财主”的段位，和盖茨和巴菲特还有“3万英尺的距离”，竟想攀比对方的境界，陈氏基金不是洗钱，就是逃税，至少也是沽名钓誉。

　　这个事件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慈善状态。做善事就像鬼子进村“悄悄的进来，开枪的不要。”声张轻则被怀疑动机重则遭遇道德审判。

　　质疑陈发树的甚至包括民政部的官员，事实上反映了政府对非公募基金会不鼓励和不信任的态度。中国的慈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非公募基金会首先要挂靠一个主管单位，否则不予注册，税收上也没有减免优惠。

　　中国政府并不提倡民间搞自发性的慈善活动，更希望把钱交给政府，由政府来做善事。可见国内的私募基金甚至慈善组织还欠缺独立生存的条件。

　　而美国有上百万家慈善组织，民间捐款每年大约有2600亿美元，美国一半以上的捐款都来自民间。

　　美国具体而市场化的慈善法规，成就了诸多的民间“基金会”。如美国法律规定，慈善基金每年只需花出5%的钱，剩下的95%可以用来投资。这样的规定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慈善本金不断被放大和增值。

　　而中国慈善业不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影响了中国慈善事业更透明和顺畅的运作。

　　虽然中国有很多富豪阴暗的攫取财富，穷奢极欲的生活，但主观上抨击中国企业家的整体道德水准是不客观的。中国有许多企业家是想做善事而苦于没有门路。

　　比如王石、刘晓光、张朝阳、冯仑等人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号召企业家去沙漠治沙，靠兴趣和义气。

　　中国的公益进程还处在企业家靠自己的品牌声望推进公益事业的阶段，尚没有成熟到公益机制使所有企业家都有信心参与的阶段。

　　虽然邵逸夫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但如果中国的慈善环境和慈善制度没有进步，企业家的境界未必会整体提升。当生命走到尽头，企业家会绝望的发现，赚钱很难花钱更难，钱财最稳妥的途径：就是留给子女或带进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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