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武县张延陵村东头的一片农田里，有一个名为“双柳苑”的亭苑，亭苑不大，约有二三分地，苑中有一亭，亭中有一碑，造型别致，当地百姓俗称为“八楞碑”，碑的主体为四面柱状体，高约1.3米，由下到上略有收缩。主体碑的正面上刻“张胪卿先生教泽纪念”九个大字，楷书，落款为“于右任敬书”，“于右任”三字为草书，形如铁丝，笔力惊人。其余三面为“张胪卿先生教泽碑记”的碑文，隶书，从左向右，共23行，每行33字，去除文中的空格，约750余字。落款为“门生息县刘盼遂敬撰，门生高邮薛声震敬书”，时间为“共和纪元廿有二年五月”，即中华民国22年，也就是公元1933年5月。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近代书法大师、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他在书法上，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二位为王羲之、颜真卿）。在这荒野之地，怎么会有于右任的书法真迹？张胪卿又是何许人，竟会惊动于右任为其题碑？这一切，自然要从此碑的主人张胪卿说起。

张胪卿（1867～1933），名鸿声，字胪卿，以字行，修武县张延陵村人，清末贡生，和当时的许邦彦、焦封桐、李三魁并称清末民初修武“四大名师”。张胪卿是东汉太尉张延之后，世代封侯至南北朝年间，可谓河朔巨族。其父张輶，清增贡生，积学能文，曾于武陟、修武交界一带乡村设帐授徒数十年。张胪卿自幼随父攻读，20岁那年在府院考试中名列第一。中了秀才后的张胪卿本应继续在科举制度中求取功名，但他厌恶八股文章，醉心学问，不想再以腐朽的八股文来束缚自己。其后20年，先后在修武县北睢村、周流村、大韩村、东新庄等村开馆讲学。因其知识渊博，教学有方，学生易于领悟，精进显著，一时声誉雀起，周边县乡慕名到门下求学的达数百人。当时他在大韩村的塾馆前人两棵巨柳，张胪卿常和学生们在这里谈学论道。后来，他的学生就在树下挖了一个水池，并种上荷花，放养了一些鱼，这里竟成了一处远近闻名的人文风景。张胪卿对这两棵柳树、一方水池非常喜欢，就以“双柳先生”自号，门人也以此号尊之。他的学生为此还组织了双柳文社，一时轰动全县。这也就是此处亭苑名为“双柳苑”的来历。

张胪卿一生从教40余年，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双柳苑中的教泽碑记中说他“尝自述教人之方，谓课士首在以子侄视生徒，曲体其意，不责以苛碎”，又说“教儿童譬则鸡之孚卵，两翼密覆，勿使少露，方见成雏，一饮一啄，不稍松懈”。因此，他备受学生的爱戴，其学生也多有所成。辛亥革命先烈程毅（县城新街村人），反清志士张盘铭（大韩村人）、南玉笙（小梁庄村人）即出其门，程毅到他馆下的第二年就中了秀才，其后入天津北五省师范，又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秋瑾的革命战友和得力助手。周流村人李三魁自幼就在张胪卿的塾馆读书，他品学兼有，甚得张胪卿的真传。后来李三魁从覃怀党校毕业后，张胪卿遂聘他到张延陵任教，并且摒弃传统的师徒辈份观念，命其长子张傧生拜到李三魁门下，张傧生最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民国年间曾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到台后又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第一、二届考试委员，后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专家。由于张胪卿教学之名日盛，前来拜师求学的已不仅局限于修武和怀川，外地、外省也多有学生慕名而来。教泽碑记的作者刘盼遂即是息县人，他是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他当时的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书写碑记的是山东高邮人薛声震，曾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讲师、教授，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在主体碑下的“八楞碑”面上，刻有张胪卿一生所教学生1024人的名字，一一读来，不时有熟悉的人名跳入眼帘，因为其中的很多人都在修武的近现代史上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

学术上，张胪卿倾心研究王阳明、陈白沙、孙夏峰等人的治学思想。主张士子要修身养性，博学多才，为国为民，刚正不阿。这对当时怀川，甚至整个河南的教育风气影响都很大。当时就有人评价：胪卿先生在怀川讲学，使得整个怀庆府学子的士气为之一振。著述有《读史珥言》、《读易诸爻证史》、《语录》、《说文部首注略》、《古今字表注》、《韵学一得录》、《竹书纪年拾遗》、《群经大义》、《燕京风俗类编》、《晚清六十年燃灰记》和长篇小说《乌衣救国记》等共15种三十余卷，但留存下来的仅六七种，由其子张傧生、张卜庥在台湾出版。

张胪卿在教书治学之余，也很关心时事，甚至投身其中。他在40岁时，自费赴上海中国公学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并组织“铸英会”，资助同乡有志青年来沪读书。那年，英商福公司企图掠夺修武县凤凰山一带的铁矿资源，修武人民奋起保卫矿权。在上海，张胪卿被推选为旅沪保矿会代表。张胪卿不负众望，奔走于沪、汉、郑、汴各地，同英商福公司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此间，他还亲赴修武山区向群众宣传讲演，组织有识之士广集股金，筹办铁矿试验厂，以实力抵抗英商的经济侵略。民国元年（1912年），张胪卿当选为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员，还曾到北京担任过《黄钟日报》副刊编辑。他虽有清廷功名，但同情和支持反清革命。修武留日学生王印川回到河南从事革命活动，遭到清廷的追捕，张胪卿不仅掩护他逃走，还资助了逃亡的钱财。这奠定了他日后和王印川的交情。王印川曾任河南省省长，民初曾在北京组织国家统一党，筹办《黄钟日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他首先想要延揽的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张胪卿。这也是张鼐卿曾在北京寓居，担任过《黄钟日报》编辑的原因。从张胪卿自撰的《双柳老人年谱》中可知，他在京期间，对当时的腐败政风深恶痛绝：“民国二年……入京以来，见一般政客及国会议员，日夕奔走，花天酒地，殊感悲观，自以顽固腐儒，不贯趋时，每日发稿之余，惟闭户静坐，以书排闷。时或强为入队之宾，言语蹇涩，转成木人。”袁世凯称帝时，他坚辞国民代表之职，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傲骨和气节。

张胪卿一生应和民国先驱于右任没有什么交往，但他的学生当时已经遍布全国各个领域，其中不乏精英，其影响可达于右任也未可知。另外，他的爱徒程毅在上海中国公学从事革命活动时，即与秋瑾、于右任、谭心休、杨卓霖等相识相交，为革命奔走于苏州、扬州、烟台、天津等地，于右任可能在当时或者其后了解到张胪卿是程毅的恩师。即便没有他的学生为其鼓吹，曾作过民国的封疆大吏，在民国史上有一定影响的王印川，也极有可能为其老友、恩人求得于右任的一幅墨宝。如此，在此野僻之地竟有于右任之字也就不足为怪了。于右任的题碑与张胪卿一生的教书、治学、为人相得益彰，在修武的近代史上熠熠生辉。张延陵有双柳苑，堪称雅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