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意义重大的人生机遇

         我给孩子讲爷爷的故事5

              蔡笑晚/文

    到中国历史名城绍兴任法医继而

    就读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

 父亲在临海法院经过法医工作实践，特别是经过一些典型冤案的深刻省悟之后，深感法医工作的责任之重大，而且官场上的丑恶现象也令他深恶痛绝，于是使他产生一种矛盾心态，如果停留在目前这种水平上要想做一个公正的法医为民申怨造福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高的地位和权威就无法与丑恶的官场对抗，而且对抗也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想升官发财，就必须融入这个丑恶的官场。但这必须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抹杀自己良心。这是我父亲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正当我父亲痛苦傍徨的时候，上面说过的那个临海法院院长给我父亲带来一个大好消息，说已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调他到绍兴法院任法医，其实父亲对此事早有所知，因为在此之前舅公曾来临海带父亲拜访自己的好友周至柔，周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舅公把父亲调动的事拜托他，他欣然承诺。借助周的关系父亲调动的事很快就解决了。（周至柔后来是陈诚第十八军属下的第十四师师长）

绍兴不仅是一个历史名城，而且在当时也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城市的文化品位比临海高出许多。所以从临海调到绍兴对父亲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人生机遇，不过这机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凭借一定的社会关系得到的。在当时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即使再大的本事也很难发挥自己的才华。

父亲接到调任书之后，整个家庭都搬迁到了绍兴。1930年母亲在临海已经生了大姐，因临海属台州专署，故大姐取乳名台州（后来在绍兴时，父亲的好友范文谰为大姐取名眷芝）。另外，当时祖母也已被父亲接来临海，所以从临海搬迁到绍兴时已是一个四口之家，并有很多亲友随之而来（二姑妈一家和三舅）。

在绍兴期间，父亲还安排我母亲去医校进修三年，学了妇助产士专业，成了一个正式有文凭的助产士。那个时代很少有文凭的助产士，大部分是土学的接生婆。这件事很重要，在当时似乎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看不出具有特别价值，因母亲学成之后并没有从事助产这个职业，她在法院担任录事工作，只是偶然为一些家境困苦的人免费助产，做了一些功德而已。但后来我父亲去世之后，全家生活重担落在母亲一个人肩上，全凭她的有威望的助产工作维持全家六口生活，使得弟妹得以继续读书到中学毕业，可见父亲的这一步棋走得很有远见，三十多年后用到它。否则真是无法相象，那败落不堪的家庭如何渡过那段悲惨岁月。

在绍兴法院担任法医期间，也经常遇到类似在临海法院的那种要求假法医鉴定的案例，父亲曾告诉我很多案例,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吸鸦片的人：一次一个绍兴当地富人，因抽大烟被人告上法庭，为了逍遥法外，用一大笔钱财企图贿赂父亲，因父亲当时是法医，只要在法医鉴定书说某项检查阴性，他就能逃脱法律的惩罚，但父亲严词拒绝。此人只得另想办法，结果买通法院的另一个人，此人姓胡，人称他胡推事，他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一张伪假的法医鉴定书，但最终还是被父亲揭穿，结果抽大烟的人受到了法律制裁，胡推事也被革职处分。

由于父亲杰出的专业才能和崇高的职业道德，深得绍兴法院院长赏识，两人成了知交。当时南京政府在上海真如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最高级法医研究机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面向全国招收正式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而且有多年法医实践经验的特别优秀的法医作为研究生。凭着父亲的才华和绍兴法院院长的推荐（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更重要的社会背景），他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上了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

在法医研究所学习研究期间，不仅成绩优秀突出，得到师长的好评，而且还获得过两次奖，毕业后拿到了中国法医界最高学历文凭，成了中国的一名大法医，继续留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参与上海、杭州、绍兴、江山、诸暨等地的法医鉴定和有关法医研究资料的收集和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