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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租金激励与中国大学治理
摘要:1949年以来的国家战略及其相应的计划经济是传统大学治理模式的主导变量。由此建立的以行政等级激励为核心的国家租金激励模式成为公立大学的主要激励模式,这种模式的传导性影响是以官僚崇拜、权学交易为特征的依附性媚俗的扩张,从而大学精神沦丧,大学的知识创造与知识传承的使命落空。现代大学治理要求大学融资多元化,政府逐步退出大学具体的经营事务,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确保自由、多元的大学精神的重建和存续。
关键词:国家租金激励 依附性媚俗 知识传承 知识创造 大学治理
State-rent-incentive and the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bstract: State strategy and its
corresponding planned economies in over 1949s are predominant
variable that decided the mode that how to manage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m. State-rent-incentive characteriz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grade incentive became the primary incentive pattern
in public university, in which the conductibility influence of this
kind of pattern is
Keywords:
state-rent-incentive
1、 国家战略、计划经济与中国的大学
今日大学改革,必须看到今日大学是怎么形成的,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1949年以来,我国的大学进行了全盘性的改造和重建。“学习苏联的努力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明显….国有化是第一位的。到了1952年末,大多数外国教职和行政人员离开中国,所以私人控制的学校被取消。这样为整个高等教育制度沿苏联路线调整铺平了道路[2]。”更加专业化的分工;更少的文科人才更多的现代式理工专家;入学和毕业生使用的计划控制;教师的行政等级控制和激励成为新秩序的教育目标和实施方式。1949年- 1953 年“院系调整”就是在国家“赶超战略”主导下的大学的重新设立、合并和重组。从长期战争中诞生的新中国政府往往容易倾向于采用战争经验治理公共事物;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的历史延续性也必然体现为政治形态、治理模式上的历史联结性,这种历史联结在遭遇现代性浪潮时又以某种现代表象出现——建构性主导下的秩序重建;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偏好等以上几种长期因素汇集到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为看似必然的苏联式赶超战略选择,以及为了实施这种战略考虑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学是实施国家赶超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服从国家计划,同时政府也按照组织一切“国家单位”的方式组织大学。在这样一个建构理性和国家赶超战略主导下的高教育制度,是什么激励加入到取消了利润激励的分工体系中的人们呢?
2、国家租金激励和依附性媚俗
当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都被界定为国家所有的时候,也就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比较彻底的“公共域(巴泽尔,1995)”。在私有产权世界里由于产权不可能完全清楚界定而出现公共域以及私人实际上拥有对公共资源的权利——“福利攫取”在一个彻底的公共域里全面放大和制度化。公有制可以取消商品、关闭市场,但不能取消分工。当市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利润激励及其传导激励因为市”蝗∠Ш螅鞘裁慈〈蠹だ醇だ荒苋∠姆止ず献髦幸氐哪兀烤醚Ъ抑芷淙实难芯勘砻鳎亲魑恢痔娲缘闹贫劝才——“国家租金激励”在实际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国家租金和利润本质上都是一种合作剩余。“利润是在分权的、自发的市场合约过程中形成的,国家租金则是行政权力集中经济资源、集中经济决策的结果”[3]。在中国大学里,国家租金激励具体体现为行政等级制度和物质刺激的劳动报酬制度。
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传导性结果就是官本位在大学里盛行,以及由此还带来其他一些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大学校长/党的代理人(书记)做得好,可能被提拔去做厅长、市长、部长,这就是行政等级激励;在行政等级序列里级别越高,在位的物质刺激越大。高层领导的激励模式进一步被层层模仿到大学的每一个科层。今日大学,官本位和官僚崇拜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崇官阶,惟官是重。因人设事,因事设位。行政等级制度泛滥,教学和科研也按照行政等级设置,无等级不显示其地位,其重要性。二是趋炎附势,惟官是奉。官员拿学位,官员当导师,学权交易。三是俯首听命,惟官是从,凡事无论大学围绕主管部门和领导请示汇报。四是行政至上,惟官是大。行政服务部门领导学术部门。颠倒生产和服务的关系[4]。
对行政等级追逐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对权力的依附性服从,对权力依附性服从的泛滥就是依附性媚俗。几乎所有的人最后都意愿或被迫卷入到这种媚俗中。当传统大学治理结构尚未改革的情况下,市场化改革开始了,大学治理中的国家租金激励穿上了新的外衣。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在传统激励制度安排外造就了一个利润激励制度,造就了一个不断扩张的产品/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传统的激励制度安排影响了几代人的心智模式,它不会立刻被新的激励制度取代。市场化最终将导致权力的祛魅。但是在交替阶段,传统的依附性媚俗与市场催生出来的丰富产品/服务相结合,这种媚俗还会进一步张扬。学权交易,大学公共理性沦丧;学术造假,学术评审不公正和学术近亲繁殖。在一个短缺社会中存在的依附性媚俗面临新的丰裕社会时,还会表现一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之风[5]。
基于国家租金激励的一套大学治理安排能否很好地实现大学的功能?面对激烈的民族国家竞争,面对我国加入WTO-GATS后面对的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全球竞争,我们能以这样一套大学制度迎接挑战吗?现实向我们提出紧迫的改革要求。需要以大学的逻辑治理大学事务。什么是大学的逻辑?根据大学自身的逻辑我们得出什么样的大学治理安排?
3、 大学的功能、治理特征及其制度困境
大学是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分工部门,它的有效运转是整个经济系统运行良好和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前提。
人类社会采用分工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一个代价就是参与分工的人需要在一生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专门学习专业知识——宏观学习成本。大学就是创造知识和传承知识的分工组织,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成本”,然而得自分工合作的收益又直接取决于大学功能的实现。
大学有两项基本职能。第一,大学作为知识传授组织,大学向学生提供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学生的关系比较特别。高等教育服务是大学的直接产品。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服务以后进入社会又被视为大学的产品。大学生是大学的间接产品。大学出于对自身长期声誉的关切,既要考虑作为顾客的学生的要求又不能完全听凭学生需求。大学完全不顾学生一方的要求也是不行的,他们是你服务的顾客。学生是大学的利益相者之一。出于长期声誉的关注和自身发展需要,大学也不能把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购买者。
第二,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组织,大学和一般的商业组织也有很大的不同。大学生产出来的知识常常不能立即在市场上交易变现。但是知识创造对于一个国家的作用对于人类的进步又是十分重要的。市场常常只对不那么远期的回报有投资动机,所以政府扶持高等教育是必须的。政府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大学的知识生产还有一个特性,即知识通常表现为创造者个人的业绩,在学术界,每个人的个人表现和信号是比较透明的,个人的成果在外界都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大学治理要利用外部市场[6]。大量的知识无法定价。原创性的知识常常还要被大众视为异端。如何评价知识创造的产品呢?最好的办法是“同行评价”,而这又要求一个规范的学术界,一个由众多有助于学术创新的学术团队组成的学术群落。知识创造还意味着不仅仅是继承原有的知识,还要,而且主要是创造新的知识,生产新的思想,这需要自由。由此,大学治理需要保证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
大学这种组织集结一组生产要素进行传承知识和创造知识的事务,考核大学这种组织成功与否的依据不能是利润目标。大学的相关利益者有校长/书记、教师、院长和行政人员、学生、一定区域的纳税人、捐赠者、校友。企业的决策为股东,那么大学的决策为谁服务?大学的决策不能单单为学生、为教授或其他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服务。大学的决策要服务与大学功能的实现。我们如何从大学功能、知识和知识生产的特征推出大学治理的特征?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大学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每个人承担一些责任,但没有任何人对自己的全部行为负责。大学没有一个明确的盈利性目标,大学的决策必须在诸多利益主体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走任何一个极端,仅仅强调某一方面的利益。
作为一个没有利润单一目标的组织,高等学校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学校的决策不是想企业一样服务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服务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在众多相关利益者中,谈判能力强的相关利益者一方或几方的利益受到强调。不是每一个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在学校这个组织中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在市民社会比较发达法治完备的社会中,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利益各方有顺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有完善的代言渠道得以表达。参与各方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程度与一个良好的相关利益者组织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在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各方的谈判力量悬殊。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政府和其代理人校长和党在学校的代理人作为一方,教授和其他教师作为一方,服务性行政人员作为一方,学生作为一方,这些相关利益者在当前的学校中实际如何分配着学校治理的话语权呢?是否每一方都能够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了决策曾及其执行机构的考虑范围中了呢?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承的特殊性之一在于从事于这个行业的作为分工组织的高等教育机构本身必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个人总是其人力资源天然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对于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承认和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由运用教师/教授们的人力资本并使其产权得到保护是利用“每一个个人对其他人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切方向上探索生产性创新(哈耶克,1945)”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的学术评审制度、课题申报制度、教职筛选和晋升制度与上述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同行评议的外部市场还没有很好的制度化,同时,也没有一个自由办刊从而自然形成一个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平台;科学研究经费来源渠道的国家垄断局面使得渠道单一化,加之政府介入过多导致评审机构非学术化倾向;教职筛选和晋升也有赖于一个完善的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存在,而我们目前还有很强的内部评价倾向。这是就教师/教授一方而言的。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实际经营管理者的校长和书记,他们的“危だ朐际戎贫劝才攀欠裼欣谖颐翘致酃母叩妊5哪勘晔迪郑坑捎诘鼻罢府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主体,通过民间投资、捐赠、学费所筹资金占很少的比例。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赠集资办学经费、学杂费和其他教育经费的构成是65.92:2.76:2.43:24.96:3.93,(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2003:568),这就从经济来源上决定了教育管理从宏观决策到微观经营事务的国家主导。高等学校实际上有不同的行政级别,部级、副部级、厅级……, 这从校长/书记的任命和“稳ㄓ赡囊患兜牡持鞴芨刹抗ぷ鞯淖橹棵呕蛐幸抵鞴懿棵判惺沟玫饺啡稀4映跏嘉腥耍ㄈ迦嗣瘢┑阶魑砣说牡车母骷蹲橹棵牛俚阶魑砣说男3/书记,经过一个漫长的委托-代理链,实际上这个委托代理链自建立起的那一天,人民作为初始委托人并不能象一个自然人一样谈判和说话,人民太多。各级代理人是否努力实现委托人的利益实际上依赖的不是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和行使“退出” 权的威胁,而是来自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压力和潜在统治者的威胁导致的“自觉”努力(采取行动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激励校长和书记的国家租金(行政等级和相应的物质报酬)容易使他们把学校的管理当成手段而不是价值本身,甚至会出现校长/书记眼睛向上,跑官要官,不思学校经营管理的现象。作为大学消费者和协作生产者的学生一方的声音在大学管理中还十分微弱,虽然近些年的高校收费改革提高了学费在总教育经费中的比重。知识传承固然是一种服务的售卖过程,但是同时却也是一个消费者共同参与生产的过程。学生在大学消费教育服务不同于消费一般市场上的服务和产品,由他们“所带来的资源、激励和技能与产出实现的水平密切相关,产出总是共同生产的产出”。学生作为消费生产者又是共同生产者,没有消费者的生产性活动,(知识传承)的任何价值都实现不了[7]。在当前我国大学治理中来自学生/家庭的声音微弱的情况下,基于知识传承的消费者协作生产特性,重视学生/家庭在大学治理中作用,提高其影响力是十分必要的。
4、 简短的结语
我国大学的治理模式从属和服务于1949年以来的国家战略及其相应的计划经济,其典型特征是政府作为投资者的融资渠道绝对单一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府/党对学校事务的深度控制;学校管理者——校长和党在学校的代理人纳入到以行政等级激励和在职物质激励的国家租金激励体制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学内容、课程教材体系、学校设立和布局等单一中心特征;行政等级激励模式的传导性模仿导致的大学精神沦落,依附性媚俗在大学弥漫性扩张——学术评定失去客观公正的标准,教师“魏徒贫嚷浜螅子谛纬赡嫣蕴ń灰缀凸倭懦绨菔⑿校蝗狈ο焉叩牟斡耄笱Ф匝男枰褪谐〉男枰鄙倩赜π裕谎D诓康男姓服务部门受国家租金激励模式的影响,占有较强的话语权,全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因为教师-学生的生产消费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派生性需要。
作为知识传承和知识创造的组织,由于知识和知识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大学不适宜于以利润作为评价组织经营成功与否的标(当然不是指所有类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主要作为一种非盈利机构而存在,作为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而存在。非盈利组织组织的性质并不必然要求大学的资源绝对依赖于政府,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事实证明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很大,这种负面作用会传导性地蔓延开到整个高等教育的全部机构,由此导致大学精神沦落,知识创造落空,知识传承的意义也大打折扣。
大学收费上学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大学收费的一个意外后果是提高大学组织评价的客观性。同时,敞开融资渠道,广开捐赠之门,以期在保证目前政府投入经费规模不减少的情况下扩大非政府融资渠道,大大降低政府融资在总体经费中的比例(相对于目前的状况)。大力加强学生贷款制度建设,实行政府担保。政府在国有企业的亏损如果是用在了学生教育贷款国家担保中,今天的中国经济远远不是这样,政府为还不起贷款的学生担保,从长远看一点也不吃亏(经济学家茅,2003)。如果是有少数人还不起,贷款成了呆帐怎么办,就让它不还了,由政府了承担,培养的人力资本将来是创造财富的,政府最终回因此而获得回报。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改变融资比例的重要举措,它的后继影响对于大学治理变革的作用不容置疑。在经济基础改变的基础上逐步引入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框架中,学校组织制度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校长及其经营班子组成。各机构之间各司其职、各负其则,相互制约。董事会成员由相关利益各方组成,包括政府部门代表、企业界、科技界、教师代表、甚至还要包括社区代表。高等教育机构拥有没有被禁止的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和传承组织的全部权利。政府管理逐渐转变为立法、监督、信息服务以及高校需要的其他服务上去。从直接管理过度到间接管理,从任命、命令到服务,这意味着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的艰难转换。
在市场交易之外广泛存在非利润目标组织,大学就是这样的组织之一。衡量大学的成功的指标不是利润,而是在自由竞争中是否不能基业常青,是否享有崇高的声誉,“谓讨昂脱≡裱哪讯龋ㄗ魑桓黾浣又副辏桓鍪裁此降慕淌Χ寄芙拇笱Э隙ú皇且桓龊玫拇笱В玫拇笱Ф陨昵虢氲难囊蟪3R彩呛芨叩模庑┖饬恐副甑那疤崾谴嬖谝桓鲎杂删赫幕肪常嬖谝桓龉凸鄣难跗郎蠡疲饩鸵蟾母锎笱Р钪贫龋蒲凶手贫龋窗炜锏纳蟛橹贫龋畔⑴吨贫鹊鹊取W杂珊投嘣菔谴笱Ь竦暮诵模诖笱Ш诵木竦闹贫劝才攀谴笱Х⒒又洞葱鹿δ艿幕厩疤崽跫。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大学的逻辑[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经济研究[J],2000.11
4、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C]上、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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