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东凤

              ——潜江享受国葬礼遇的名宦

                       郑家荣/文

《潜江历史名人传》之四十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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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垂史册的知府

欧阳东凤因在兴化知县岗位上大得民心，政绩卓越，万历二十一年（1593）入京城刑部任职，后擢升刑部郎中（正五品）。明朝的各部郎中，一般都赋予其“谏官”或称“言官”之职责。欧阳东凤在这一岗位上，不畏权贵，将其职责发挥得淋漓尽致。（南京）国子监祭酒（即明朝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职从四品）冯梦祯，浙江嘉兴人，是当时极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也是诗人和书法家。欧阳东凤参奏他“贪污淫荡”，冯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弹劾罢归”。两广（广东、广西）总督陈大科，也是朝廷重臣，陈“毁家募勇”想振兴大明王朝之威风，但他也骄横自负。欧阳东凤就直言上疏他抗倭保民多有失误，应受责罚。由此东凤直言忠臣誉满朝野。

从顾宪成所著《明史•欧阳东凤传》得知，万历二十七年（1599），欧阳东凤由京官调任广西平乐（辖今广西平乐、荔浦、蒙山、昭平、钟山等九县市，衙署在平乐）知府，官职由五品擢升从四品。平乐是一个以瑶、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山而贫困，且教育落后，民性野蛮。他主政平乐后，先是“东跨凤凰山岭，南瞰大江，西北带乐水”进行广泛地走访踏勘。每到一地，他对少数民族“皆相亲如子弟”，劝他们识字读书，教他们讲仁义、知礼节，并挑选一批“俊秀者入学”。一时平乐重教兴教成风，重文崇礼之风尚广为传播。当他得知，税吏横行于乡里，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时，自己亲自出面调停，对收过头税和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之作法，“东凤力抗之”。从《广西通志•城池》中我们还得知，“欧阳东凤见南门右、北门左马道城垛逼窄，动支库银督工增高城垛，开马道四百三十四丈，重建三门城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东凤是一位能干事、肯干事的人。于是朝廷将他从偏僻落后的广西调到江南鱼米之乡常州府任知府。

万历二十九年（1601），欧阳东凤履新到达常州任时，这里官场上此前已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即下辖知县都要备上一份厚礼迎俸新任知府大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东林党的八君子之一高攀龙在《毗陵欧阳守纪略》（以下简称《纪略》）中写道：“新守到任，五县饰供帐，所值千金，公至尽撤，还之。自制布帷瓦器，日费钱不满百文”。毗陵是常州的别称。欧阳东凤上任伊始就别具一格，不为官场陋俗所困，即以清正廉洁之举立于常州。

欧阳东凤对自己苛刻至极，但对常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等却十分舍得投入。《纪略》写到欧阳东凤“积公用千金复修龙城书院”“东林书院”。龙城书院是明初常州人为纪念北宋著名的理学家、龙图阁大学士杨时所建。欧阳东凤复建后，既用于祭祀乡贤，也用作学子读书之地。东林书院旧时就是常州士子们聚会讲学的主要场所。欧阳东凤重建这两个书院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万历年初，皇帝朱翊钧年幼张居正任首辅时，为禁锢天下学士议朝政，曾要皇上下诏“尽毁天下书院”。虽然这时张居正已悲怆地倒台了，但皇上是很不喜欢学士们议政的。欧阳东凤却认为书院是教书育人、士子议政、课徒讲学所必不可少的场所，岂能以一人好恶而兴废。这两个书院复建后，成了常州失意士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一大批江南名仕讲学、议政的中心，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林党”的阵地。欧阳东凤也时常应邀去书院讲学。东林书院学子聚会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议论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的是开放言路，整治吏治，廉洁奉公，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于是东林书院“往来酬答，商榷辩论，闽、浙、江西且有远来之朋，一时彬彬称盛”。这样就有了万历末年，皇帝宠幸的佞臣、宦官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诛杀。好在崇祯帝给东林党人全部进行了平反，后来士子都以是东林党为荣。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期间，不仅建书院、倡学术，而且还兴修水利，造福民众。常州东郊有个叫芙蓉圩的地方，原是湖泊之地筑堰而成，常因水患无收，多是贫民在此耕作。后经几代人修筑，成了旱涝保收的丰腴之地，这时一些官员和豪强抢占圩中高地，危害民田。老百姓为此“投牒告状”州府多年，而前任都“俱畏惧不敢言”，欧阳东凤“激浊扬清，抑强扶弱”，判定官户、豪强拆除内坝，并组织民众疏通低处渠道，“内圩围埂、坝岸、石洞、石闸，靡不备举，圩民赖焉，相与颂公之仁，载公之德”。常州人宋寀（cài）特地写了一篇《欧阳东凤芙蓉筑堤记》，描绘出了当时筑堤后之胜景：“余观蓉湖一周，圩内之田尤为沃壤，夏秋之交，黍谷垂花，麻桑遍野，至于枕山带河，绿荫千顷，堤柳汀葭，池荷掩映，此亦湖中之胜概也”。

欧阳东凤治理常州时还做了一些至今人们都称道之事。从《纪略》等史料中得知，一是断案如流。“每受讼词数百页”“皆以崇朝发出，民无伺候之苦”，小案则告之利害予以调解，凡大案“其不行者必破”；对地方的“大窝大猾，悉擒锢囹圄”；对“积年大盗灭赃”者，也绳之以法，使常州出现了极为祥和的景象。二是严管胥吏。他不许胥吏横行乡里，盘剥百姓；不许增加苛捐杂税或收过头税而扰民。有次，县里上解官银入府库，他“至吏秤座右”，一眼就看出其中有几包银子过秤有诈，“立抶（chì，用竹子或鞭子打人）吏人”问罪，大家都以为他是神人，弄得“胥吏不能牟一钱，擒奸人巨盗且尽”。三是勤政好学。他特别爱读书，每当饭毕他就“手不释卷”；处理公务时常夜不多寐，“文移往来，日至夕发，不滞信宿”；接待乡绅礼貌待客，和蔼可亲，大家都十分敬重他。因他正气凛然，所有人对他“无敢干以私”。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职四年，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离任。当时，常州府在明朝末期能成为全国议政中心和舆论中心，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欧阳东凤居功至伟。他的人格魅力在常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当魏忠贤来剿杀东林党人时，常州人民奋起反抗，这与欧阳东凤正直的为官态度、开明的治理方式及开启民智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