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震

              ——诗人与知县并存，县志与省志同编
                     《潜江历史名人传》之三十二

                        郑家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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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载震是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年）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历史名人”之一。辞典原文如下：“朱载震，清潜江人，字悔人。知石泉县。有循声。著《东浦集》”。简短的21个字，像一幅简笔人物速写，将朱载震的外貌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了。

                        拜名师学诗文

    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县志》）在之十三卷（选举志上）对朱载震是这样记载的：“朱载震，补国子监正黄旗教习，考授知县。贡士朱士尊子，刑部郎朱宗望曾孙，翰林朱士冲、常州推官朱士达侄”。这告知我们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从光绪《潜江县志.人物志》（以下简称《光绪县志》）能知道他的大致人生轨迹。他父亲朱士尊是饱读经书，知识渊博，在清顺治年间虽取得了入仕做官资格（贡士），而又看破红尘，“吐弃贴括”，归隐著述的名人。先后著有《治平要录》等十余部著作。朱载震在其父亲影响下，幼承家学，博极群书，能诗善文，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就小有名气。 

     康熙年七年（1668年），陕西郃阳（今合阳县）人王又旦到潜任知县。王又旦，字幼华，别号黄湄，进士，在潜任知县六年，后擢升吏部给事中，户部都给事，史书评价其“尤工书，最能诗”，他是清朝的著名诗人之一。王又旦在潜除了重建儒学、修筑堤防、清田均赋等斐然政绩外，他在康熙十年（1671年）启动了《潜江县志》的编撰工作。朱载震的父亲朱士尊应邀出山成了县志的主编。王又旦与朱士尊在县志的编审过程中诗文酬答往来，既投机又投缘，十分亲密。在这一过程之中，王又旦发现了诗情才气过人的朱载震，并将其收为门生（愚注：古时的门生或门人，指学生、弟子或指食客、门客）。

     在王又旦的指导下，短短两年时间朱载震诗文水平提高很快。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王又旦募集资金在县城河东岸（今东门县河桥城投公司一带）修建了一处名为“法云社”的寺庙，并题了一首40多句的五言诗，朱载震马上和了一首30多句的五言诗，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层林披烟霭，河流带郭明。招堤临彼岸，梵放度远声。幽径草茸茸，苦竹篱边荫”。他们的两首诗同时被收入《康熙县志》之中。

      朱载震虽然诗文很好，但参加三次乡试均没能中举人，这让很多人都想不通。清朝称之为“南北两大诗宗”之一的朱彝尊（亦称“南诗宗”）在《曝书亭集.东浦诗抄序》（以下简称《诗抄序》）中也愤愤不平写到：“以悔人之才，亦沦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箫氏之《宅经》、郭氏这《墓图》，五姓各有禁忌，当其不利”。

     康熙十九年（1680年），朱载震只得以贡生身分入京城国子监（亦称太学）求学（亦称监生）。他入学后，忘不了拜访在吏部任职的恩师王又旦，并送上了离别恩师后新作的一些诗稿。王又旦阅览后甚喜，认为门生诗文的水平已达到了青取于蓝而胜于蓝的水平，于是将朱载震推荐给（清朝）“南北两大诗宗”之一的“北诗宗”王士禛。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杰出的诗人、学者、文学家，史称“一代诗宗”。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王士禛在为朱载震所作《东浦诗集序》中写到：“盖予始知朱君，以黄湄（即王又旦）云。比予官国子祭酒，朱君适贡于太学，日与其游处，尽发其诗笔数百轴，益知黄湄非婉妄叹者”。从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渔洋事迹征略》中得知，康熙十九年，“王又旦门人朱载震入太学，日游公（即王士禛）门下”。这年，朱载震正式成了“一代诗宗”王士禛的门生。

     康熙二十年（1681年），王士禛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相当于今北大、清华的校长）。我从贺亮先生提供的《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得知朱载震当年参加考试情况。王士禛写到：“时太学人才太盛，（我）秋试力持公道”，（朱载震）“考取八旗教习，以文章为甲乙......教习例得通判，故公尤慎之”。正是恩师的这一精心调教，使朱载震成了正黄旗（皇家子弟学校）的教习（即老师兼学校的管理人员），这为他日后被授四川石泉县（今北川县）知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朱载震在京城以王士禛门人身份与其交往甚密。王士禛邀诗友、门生郊游唱合诗文，也常常邀上朱载震。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暮春时节，王士禛邀诗友、门生六七人，在雨中游圣善寺，看桃花，同游的就有王又旦、朱载震、吴雯等。朱载震当时就作了《王阮亭先生们招同诸公集圣善寺分韵得处字》一首诗，收录在其《东浦诗钞》之中。又如，同年冬，王士禛登舟邀饮诗友、门生赏景作诗，朱载震也在其中。

                          回家乡编县志

     朱载震在京城一边当八旗子弟的老师，一边紧跟诗宗王士禛研究诗文，同时激情飞扬地不断写诗。但诗文在当时并不值钱，而老师职位的薪俸本身就不高，加之他拜师交友应酬甚多，作为一文人在京城日子过得并不惬意，甚至于有些潦倒。如他在《雪中呈黄湄先生》一诗中写到：“闭门有客还僵卧，岁暮羁愁未得归”。于是他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完成了为已故恩师王又旦收集整理诗文，取名《黄湄集》并筹资刊印；同时请诗宗王士禛作序，刊印出了自已的《东浦诗集》后，即回到了家乡，住进了其父朱士尊在县河边所造的“宜庄别墅”。

     京城里回来了一文才、一诗宗弟子，加之其父朱士尊又是当时闻名的贤达隐士，于是，刚到任不久的知县刘焕便礼贤下士登门拜访朱载震父子。朱载震与刘焕一见如故，谈时政、谈诗文，情趣相同，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当刘焕转向问计于朱士尊治潜之要务时，朱士尊除了建议治水、兴学、均赋等之外，特地从楼阁之上，拿出了二十年前受时任知县王又旦之托，自己所编辑而没定稿付梓的《潜江县志》初稿，建议重启修编付印。刘焕对这些建议都一一铭记于心。

    康熙三十年（1691年），即刘焕任知县的第三年，他忙完了重新清丈土地、均赋税、修儒学、修县衙、建仓廒(ao)等工程后，决定重启修编《潜江县志》的工程。编著者刘焕当然想到了朱载震，谁知朱载震却多次“逊谢不就”。当刘焕“三顾茅庐”时，其父朱士尊发话了：“而不忆郃阳公（愚注：即王又旦）修志乎？于役搜讨老人有一日之劳，大业未竟，将恐遗憾地下。今得贤使君修明自任，宿愿可售，而奈何逡巡不赴乎？义不再辞也！”（见朱载震《重修潜江县志序》，以下简称《县志序》）。如此， 朱载震才接受了县志的编著工作。

    朱载震年少时曾广泛涉猎经史，加之他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远足游学于京城，因而凭其才学和阅历，编著一部县志应该是信手拈来的事。但他深知史志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对此丝毫不敢懈怠，又向他的老师王士禛请教，老师曰：“海内邑志最善者无逾义乌”。于是朱载震“上而坟典邱素，下而志传表记”，“检旧志寻绎”，“类参家乘（即家谱）”，拜访贤达雅士，踏看地形地貌，“阅寒暑而竟事”，先后用了近两年时间，在其父康熙十年（1671年）所编撰的《潜江县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我们今天如获至宝的康熙癸酉年（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潜江县志》。

     这部县志共20卷，40多万字。我感觉，他比起我手头收藏的乾隆《荆门州志》、光绪《荆州府志》和近代、现代的很多地方志，无论是传承历史，还是记载人物；无论是史实性，还是文学性都要高出很多。就是这样一部致臻完善的县志，在即将刊行时（康熙三十三年），朱载震在《县志序》最后极其谦逊地写到：“苍蝇千里附骐骥而致之者，殆公与之谓与”。他把刘焕比作骐骥，自己能编著出这部县志，只不过是附着骐骥而行千里的苍蝇。

                         任知县改土司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分赏识他的恩师王士禛任了刑部尚书，他得知19年前考取“教习”，并在吏部入官员名册，就具备任“例得通判”（愚注：即州府管刑狱的官员，七品）的朱载震，至今仍游离于官场之外，于是他不断向朝廷推荐给他任职。在恩师的极力举荐之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朱载震赴四川石泉县（即今北川羌族自治县）任知县。

     石泉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东连今江油市，南邻安县，西靠茂县，北抵松潘，是一个山多人稀，羌、藏、回、苗、壮、土家、满、黎、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杂居的贫困县，是成都平原与西部高原的接壤地带，也是国家通往西部的战略要地。朱载震到任之前，这个地方羌族土司势力极其强大，土司都有其“土规”、“土法”，一般不服官府管理。形成“上不听朝廷之命，下不理羌众之怨”的“独立王国”格局，弄得民怨积结，社会动荡不安。一介书生的朱载震赴任时面临这样一种难堪局面，要治理这个地方，上对得起青天明月，下对得起士民良心其难度可想而知的。

      据清道光《龙安府志》（愚注：古龙安府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的北川县、江油市、平武县、青川县等地，府署在平武）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土司唐德峻袭职，数月，番民以番冤莫伸，事讼于邑令，朱载震详情黜之，并黜永平土官。于是石泉有抚夷无土官，番民大小讼狱归县办理”。这里记载的是朱载震在石泉任知县的第二年，便有如此气魄废除土司及土司治政断狱习惯，说明朱载震的文韬武略，确实是治国安邦之雄才。

   朱载震将由土司控管的羌族地区改由国家州县流官辖治的举措，载入了史册，并有了清朝早期的“改土归流”一词。据贺亮先生提供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刊载的李绍明先生的《清<</span>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和《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刊载的龙大轩先生《羌族诉讼习惯考察》两篇文章都引述了朱载震“改土归流”作法，并对其平定羌族内部冲突、纠纷，废除土司，依照清朝法令治理辖境的作法大加赞颂。认为这既加强了朝廷对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又顺应了民心，服务了民众，说明朱载震是一位雷厉风行，敢于担当，躬亲为民，“在其位谋其政”的循吏。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川总督启动编撰《四川通志》工程，他在全省搜索了一通人才后，最终还是选定了石县知县朱载震担当主编工作。于是他将知县之事交由他人打理，自已“取期赴局”，全身心地投入了编撰工作之中。已有了编撰《康熙县志》的经验，编撰省志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但要从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踏访四川的山川河流；要考证名宦先贤、名人雅士、志士贞女的事迹也是极其劳神伤身的工作。马荣华先生编著的《潜江文史精华》一书，收录了当年（1706年）朱载震为总督治理都江堰写的一篇《修建太平堤记》，这篇文章也载入了《四川通志》。正是他不惮劳瘁，夜以继日的操劳，导致其在如日中天的壮年（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积劳成疾，瘁死在四川通志主编的岗位。

                          垂史册亦诗文

     对朱载震壮年早逝，他的恩师王士禛十分痛惜。王士禛在其《渔洋诗话》中再次评点朱载震其人其诗时写到：“朱悔人特工五言，尝为余作《阶前花木六咏》，最佳。昔王筠为沈约赋《郊居十咏》，约曰：‘此诗措物呈形，无假题署’。今之视昔，殆为过之。官石泉令，卒于蜀，可为惜也”。1709年，王士禛在评点时任台湾海防同知孙元衡的诗集《赤嵌集》时，发现其中的一首《寄答石泉明府朱悔人先生》诗，他睹诗思人，深情动人地写到：“悔人，吾老门生也。其诗必有闻于后，入蜀不还，遂也。长夜读此，掩卷破涕久之”。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一代诗宗对其门生赞誉、追缅之情，读之令人动容，也进一步说明朱载震的诗文、品德非同一般。

     朱载震除主编康熙的《潜江县志》、《四川通志》传于今世外，更让出名的是“善诗”。据清道光《一统志.文苑传》记载：“潜江刘肇国、莫大岸，无人过载震者”。刘肇国、莫大岸是潜江明清时期的文豪之一（这两位潜江的历史名人传前面有述），并有不少诗文传承于今世。国史志书上说潜江的这两大文豪都没有超过他，可见朱载文才诗篇的确超群。他一生写有上千首诗，并先后集结刊行有《东浦诗钞》、《京华集》、《濯缨集》、《和山堂集》，同时，当年他的诗友刊行的《春霭堂集》、《莲洋集》等很多诗集中也收录有他的诗。据悉，《东浦诗钞》、《京华集》这两部诗集仍有存世或馆藏，可惜我没能亲眼饱览，后两部据悉在清末就散佚无存了。现在，我选录当年诗坛名人为他诗集作序，为他送别的几首诗，让世人再睹其诗人的风采。

    清朝誉为“诗宗”的朱彝尊在为朱载震刊行的《诗钞序》中，对其诗是这样评价的：“悔人之诗，其初诵之，或郁涩不舒；徐而绎之，则温厚悱恻，皆合古人之矩矱（yue。),使浮薄之气不得接焉！”；“悔人之诗，不若时文之蹭蹬（蹭蹬，失意潦倒的样子），不必上竢（si。等待）之后世。以群公之所许，又何虑不传也乎！”

    从马荣华先生编著的〈潜江文史精华〉中处知，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官至福建按察使的赵执信，在送朱载震回故里时写了一首《送朱悔人归潜江》（收录在《因园集》之中）送别诗。全诗如下：“霜信风高尘满衣，征人遥与雁南飞。凄凉客向秋深别，珍重身当乱定归。松竹从添三径合，江山无恙十年违。翻愁未抵他乡乐，去日亲知有事非”。凄凉的离悉与担忧跃然于纸。

    从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我得知，有一位与朱载震仕途之路十分相似的山西蒲州（今永济）人，名叫吴雯，字天章。他中举后，几次进士应试落榜，最后滞留京师拜王士禛、梁熙等为师学诗，有点象如今的“文学北漂族”。他有一首《过悔人》的诗，诗云：“长安艰旅食，望门足先敛。惟有就君舍，慷慨屡呼饭。得匪五阳术，获此数丰腆。君家汉之渚，种兰闻九畹。梅花一百树，日日劳望眼......明日海门道,悠悠自凌缅”。此诗写出朱载震豪爽坦荡，喜好助人结友的品格，也表现出两人意气相投，情感之真挚。

    潜江现代文史专家毛道海先生和古汉语专家刘承汉先生所主编的《潜江明清诗选》，共收录了朱载震的诗文八篇不再赘述。这里将朱载震所作《建兰》一诗，并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1975年中华书局影印的乾隆年间刊印本），咏兰名作诗文转录如下：

   丛兰生幽谷，莓莓遍林薄。不纫亦何伤，已胜当门托。辇至逾关山，滋培珍几阁。掉头忘闽海，倾心向京洛。轻飔（si。凉风)昼回芳，清泉晚宜瀹（yue。浸渍）。玉轸一再弹，天际如可作。

   诗人笔端指物成形，形象生动写出了兰的高洁雅致，至今被古诗文人爱好者和咏兰爱好者视为名篇佳作。朱载震的诗文与他的才干，正与康熙《潜江县志》、《四川通志》等一样，将永载史册，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