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说中，有“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葬地”的说法。考之实际，至少在战国末年：齐、燕一派的方术中就有了风水术的萌芽。然而，风水术的正式兴起，并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开来，则还是在两汉之时。汉武帝时。曾“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结果“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吉，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由于“辩讼不决"，最后不得不“以状闻”。制日：“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主张选日堪舆家，和主张“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的形法家，由于在各自的实际活动中关系密切．所以日子一长就慢慢合而为一，成了风水家了。东汉以后，风水术在社会上大为流行，所以风水家也就称为堪舆家了。关于两家合并以前的著作，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堪舆家有《堪舆金匮》十四卷。直到后来，清代钱大昕《恒言录》卷六还认为：“古堪舆家即今选择家。近世乃以宅相图墓者当之。”

    其实，说的明白一点，风水术就是一门建筑学上有关选择土地环境，旁及方位、择日的学问。

    因为古人非但重视生前住屋，并且重视死后择葬，所以从总体来说，风水术的服务对象，就是阴宅和阳宅。

    人活着要往屋，这住风水术中叫做阳宅。《黄帝宅经·总论》说：“凡之刚宅。即有阳气抱阴；阴宅，即有阴气抱阳。原因是这是一处不利居住的凶宅。虽说纪晓岚平时不很信风水，认为一个人的吉凶主要来自平时为人是善是恶，可对于凶宅这件事，他还是很坚信的。根据现代科学分析，古代所说的凶宅，大多地处险恶，长期受不到阳光的照射。且又不通空气，这样便就自然造成一种阴沉而不利于人居住的室内环境，从而形成凶宅。（这里可以插上一段的。。。。。。。。）

    我国古代风水术起源，对于阳宅的风水讲究早于阴宅的风水。唐朝吕才《五行禄命葬书论》说：“逮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宅’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可见卜宅吉凶的阳宅风水，早在殷周时期，就已有了萌芽了。至于有关阴宅风水的记载，《史记——樗里子传》说：“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其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日：“力则任鄙，智则樗里。”樗里子名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由于平时滑稽多智，人家都把他叫作“智囊”。这就是“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的有关宫墓的预言，使樗里子成了后世阴宅风水术的隐约远祖。

    其实严格说起来，风水术的真正兴起．还是汉和汉以后的是事，今传《青乌先生葬经》，据说是汉时青乌先生的遗著。又据《后汉书·来历传》说：“安帝时，皇太子病惊不安，嬖幸乳母野王君主圣舍。太子厨监那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上禁止，不可久御。”同书《袁安传》也说“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可见风水水吉凶的说法．两汉之时已经成为流布于宫中和民间了。

魏晋南北朝以后，风水之术一时大兴。《魏书·管辂传》说：“辂随军西行，过勿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下乐。人问其故，辂曰：树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诛虽美，无后可守。无武藏头，苍龙虽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甚应至矣，卒如其言。”这里管辂相墓的灵验，可谓神乎其技。而这种相墓，以至相宅术的产生，正是建立在阴阳宅风水基础上的。

    《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关风水著述。继东晋郭璞《葬书》以后，又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三卷，《五姓墓图》一卷等多种问世。唐宋以后，有天这方面的著作，就好比雨后春笋似的越来越多了。

    和风水术专著同时并行的，尚有以议论文形式出现。兼可视作文学作品的众多有关论述风水的篇章。其中如魏时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言吉凶摄生论》，唐代吕才《五行禄命葬书论》，元代赵芳《葬书问对》、《风水选择序》，明代吴翰《风水问答》。“阴气抱阳。阴阳宅者，即龙也。”《水龙经·总论》也说：“若只取大荡，阳宅尚有归收，阴墓必难乘按。”

    对于阳宅的重要，《黄帝宅经·序》明确指出：“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横，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为真秘术。”接着又说：“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为此，结论是：“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吉昌；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冈．并同兹说。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萁例焉。日见耳闻，古制菲一。”

    因为有着这种“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吉昌，若不安，即门族衰微”的传统说法，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阳宅风水的好坏，寄予了十二分的重视。《晋书·魏舒传》记载，魏舒幼年丧父，寄养在外祖父母的家里，后来“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父母见魏舒年幼聪慧，认为一定会应相宅者所说的话。魏舒也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这里，魏舒的意思虽然是说，我长大后要好好努力，干一番事业，以证实舅氏门宅当出贵甥的相法，并且从此以后，“宅相”还成了外甥的代称，可在另一方面．却为我们道出了当时相宅风气的盛行，和人们对居宅风水的重视。

    在古人的眼里，这种阳宅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代吉昌”或“门族衰微”的说法，并不是什么耸听的危言。在《晋书》里，还另有上党鲍瑗家因为“安宅失宜”，而多丧祸贫苦的记载。当时，鲍瑗多丧祸贫困搅扰得焦头烂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便去请教淳于智。淳于智占卜后，根据所得卦象说：“为君安宅者，女子工耶?”鲍瑗回答：“是也。”淳于智又问：“此人已死耶?”鲍瑗回答：“然。”接着，淳于智说：“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宅东北有大桑树，君径入市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折新马鞭者，请买还，悬此三年，当得物。”鲍瑗听了他的话，前去市上买来马鞭，把它挂在大桑树上三年。后来鲍瑗浚井，“得钱十万铜钱，杂器复可二十余万”，于是家道中兴。

    文献记载，三国时，吴国孙皓流徒丁奉一家。到了晋朝，丁家的旧宅先后住过的有周凯、苏峻、袁真、司马秀等大户人家，然而“凶败”。此后，又由臧焘去住，“亦频遇丧祸”，所以当时有个名叫王富绰的人，平时“常以正达自居”，认为“宅无吉凶，请为宅，未经择吉，即造筑，结果未居而败，”

    为了望知人家宅第的吉凶，《地境图》“望百家宅法”的说法，很有趣，书说：“有赤气者，家有泛财。白气入人家，有财不保。黑气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气者，有银，地宝也。”

阳宅风水既然直接关联到一户人家“家代昌吉”或“门族衰微”的根本问题，那未阴宅风水的重要性又怎样呢?

所谓风水术中的阴宅，指的就是坟墓。《礼·杂记上》说：“大丈夫卜宅与葬日。”注疏说：“宅为葬地。”由于住宅和葬城都好称宅，所以为了区别，人们就把葬地称为阳宅。如水《水浒传》一百二十回就说：“我若葬于此地，堪为阴宅。”人死了要进坟墓，因为古人看重丧葬，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阴宅风水重要性，非但丝毫不减阳宅。并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唐新语》是唐代刘肃著述的，书中卷十三说：“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绣服明器，罗列千里，这样的大摆阔气，还有什么吉利可言?而且这样千里的罗列下来，显然也不符合风水术择墓原则，所以两者合在一起，就难逃“坟土未干，家毁子死”的灾难了。

宋代方勺《泡宅编》卷上，也曾谈及阴宅风水的重要性。会嵇山是东南的巨镇，周围占地大概有十里之广。山的北面延出好几个垅，由于风水奇佳，选择在这里落葬的人家纷至沓来，然而墓地占者正垅的，即赵、陆两家的祖坟而已。垅上两家祖坟的位置，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过来好象几案似的，而案外又有尖峰耸起，名叫梅里尖地，又叫文笔案。占着这样的好风水，所以陆氏葬后，孙子陆佃当上了尚书的大官；赵氏葬后，曾孙赵掂，也登上了太子太师的高位。结果“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文末作者叹羡：“二垅同一山，而有曾孙追贲于九泉，盛哉!”

在何薳《春渚纪闻》卷第一《杂记》中，作者曾提到。定陵兆应一则道：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曾经上表奏说，和丁晋公“议迁定陵事”。定陵是宋真宗赵恒永定陵的省称，所在地在当今陕西省富平县的龙泉山。争议下来，徐仁旺“欲用牛头山前地，晋公定用后山地”，意见统一不起来。为了据理力争。徐仁旺一方面力诉后山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起火，郡郡兴盗；”甚至立下了自己誓言愿意先关进大理寺监狱，以待三年后的吉凶，错则处罚的决心。然而最后朝廷还是没能采纳他的意见。当时，朝中一班人听了仁旺慷慨激昂的陈词，都不以为然，直到后来“金人犯阙，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后，诸郡焚如之祸，相继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方才大家叹服，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牵涉列帝王之墓的风水，而帝王又是统治全国的天子，所以古人认为，帝王葬墓风水不好，非但朝廷覆亡，还会祸及全国。 

    从上所说，《宅经》认为：“宅墓以象荣华之源，得利者所作遂心，失利者妄生反心。”再之，《宅经》还对宅和墓之间的关系作了概括的叙述：“墓凶宅吉，子孙官禄。墓吉宅凶，子孙衣食不足。墓宅俱吉，子孙荣华。墓宅俱凶，子孙移乡绝种。”对于宅墓的吉凶，青乌子的说法是：“其宅得墓二神渐护，子孙禄位乃固。得地得墓，龙骧虎步。物业滋川，财集仓库。子孙忠孝，天神佑助。”青乌子是汉时人。精地理阴阳之术，而史失其名”。晋代郭璞《葬书》曾推崇古来所传《青乌先生葬经》说：“先生之言，简而严，约而当，诚后世阴阳之祖书也。”为此，风水术在称为堪舆术之外，又得了个“青乌术”的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