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下午16：20，醉驾致四车连撞的高晓松已证实被拘捕，现转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接受审讯。

    5月9日夜10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上午，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

    在内地乐坛，似乎没有哪个幕后音乐人能像高晓松这样引起持久的关注，十多年来，无论是他的作品、婚姻还是他口无遮拦说的话，都经常引起外界轰动，成为媒体焦点。尽管这几年他已经低调了很多，但对于他的精彩经历、曾经的精彩人生，仍旧有不少人心存好奇。
    高晓松爷爷高景德是清华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电机工程学家；外公张维是深圳大学的创办者、中国工程院、科学院两院院士、熟操四国语言的科学家；舅舅张克潜是著名的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兼博导；母亲是著名的建筑学家。
    高晓松1982年至1988年就读于北京四中，高晓松所在的A1班，则是四中容纳前50名的尖子班。；198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本科；1991年从清华大学退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电影。
    高晓松1988年考入清华，学的是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按常规，他毕业后应该成为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他说：“当年父母培养我琴棋书画，原本是想让我当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但最终我却变成个懂点儿科学知识的艺术家。”在清华读了三年雷达专业后，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当科学家，正好碰上那时高校学子的退学热潮，大三那年，高晓松毅然决定从清华退学。“其实是连退学手续都没办，直接就没再回学校了。”之后，他和老狼开始了将近一年的流浪生涯。那时高晓松跟老狼还有几个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名叫“青铜器”，在圈内小有名气。
    1990年暑假，他们忽然收到海南岛一家歌厅发来的邀请，希望他们能到那边去演出，这消息让乐队成员兴奋了好一阵子，但兴奋过后，其他成员都在考虑过现实问题后选择了退缩，就只有高晓松和老狼两人依然保持着热脑门状态，不顾一切踏上旅途。这段不切实际的经历以失败告终，他们的音乐在海南这座小岛上缺乏群众基础，结果，因为他们坚持不唱粤语流行歌，在演出了几天后直接被歌厅老板炒掉。更严峻的问题来了：几天赚的钱还不够两人回程的路费，高晓松当即做决定：让老狼先走。因为老狼必须赶在开学前回去上课，而他已经不打算再回清华了。
    之后，老狼一人踏上回北京的归途，高晓松则买了张末等船票来到广州，“当时想着能往回跑就往回跑，尽量选一个离北京最近的地方。”但以他那时口袋里有限的人民币计算，他顶多也只能买一张去厦门的火车票，于是他又去了厦门。高晓松说，到厦门的那天是8月31日，清华第二天就要开学了，他却在万里之外逃课，那种感觉，“相当奇妙”。当时，厦门大学附近聚集了一群流****术家，高晓松在那里建了个窝，但他始终没能在当地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
    回到北京后，高晓松果然没有回清华，而是转头报考电影学院，但他竟然没考上。高晓松家那时有个政策，如果不上学，每月要交100元生活费，上学就给100元。“我以考研为名，混吃住，后来没考上，也没借口继续混了。”后来，他进了一个叫“亚洲电视艺术中心”的单位做实习编导。“干了几个月后，去成都拍一个规模特别大的糖烟酒交易会的纪录片，我和三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商量先找些广告拍拍。”一天晚上，在卡拉OK厅，他们碰到了河南一家葡萄酒厂的人，“我给编了个广告语：‘想活九十九，常饮某葡萄酒’。厂长特别高兴。后来厂长说，给我们拍个广告吧，多少钱?我们一咬牙说8000，厂长二话不说，给了1.6万，拍两个!”当时高晓松的工资才200元，公务员工资才72元，四个人拿着1.6万元，像犯了罪一样。“两个广告的制作费用大概是2000多元，剩下的钱四人分了，每人揣着3000大元。平生第一次赚那么多!”
    明星的知名度是由人民、社会赋予的，而人民及社会的信赖和肯定则是明星赖以生存的根基。而换位思考来看，明星褪去光鲜的外衣后，依旧和他们的粉丝一样，肉体凡胎之余也要遵守这个社会中所有个体所必须遵守的一切。正像赵本山在小品中所说的那样“别总想着自己是个名人，其实说回来就是个人名。”

    然而，明星作为被人民赋予的地位和权力，反之他们应该在引导和鼓励民众的同时，更应背负上一定的社会责任。然而面对当今娱乐圈吸毒、家暴、醉驾等种种恶贯满盈的同时，民众在声讨批判毫无效果之后，不得不将自己的审视标杆一再的降低，明星不再需要高贵的人格和纯洁的心灵，以平和的心态审视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洁身自好的明星真的有那么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