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癸卯学制”起，语文独立设科，跨晚清，越民国，来到新中国，已经120多年了。翻开中国现代语文教育长卷，昨天和今天有不少人彪炳史册。下面以人物出生时间为序，顺着历史沿革，分三个阶段，择要盘点一下那些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一、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探索期

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张百熙、蔡元培、梁启超、黄遵宪、卢戆章、王照、陈子褒、蒋维乔、王国维、徐特立、鲁迅、吕思勉、夏丏尊、吴研因、钱基博、刘半农、艾伟、黎锦熙、陶行知、胡适、陈望道、郭绍虞、孙俍工、孟宪承等。

举三个例子：

1.张百熙（1847－1907）。张百熙一生宦历，以担任管学大臣最为有声有色。他拟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学制——“壬寅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实施的较为完整的近代学制。在“癸卯学制”中，有关语文教学的内容包括初等小学堂的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课，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当时字的认、写、讲、用教学是分步实施的：字的认和讲基本由读经课承担的；字的写和用或由字课、习字课、作文课，或由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承担；“中国文字”，要求讲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之法，并练习以俗话作日用书信。应该说，这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识字教学方法。而中国文学承担四项任务：（1）阅读。全部读古文，但是对阅读的内容和篇数没有明确的规定。（2）作文。先要求在阅读的同时，教学立意遣词的方法，并用俗话翻译文言，后学作记事文和说理文。（3）习字。前习楷书，后习行书。（4）练习官话。每周一次，以《圣谕广训》直解为标准。在学科设计上，“中国文学”独立出现，第一次作为一门学科进入教育体制，它开启了历年的国文课、国语课和今天的语文课的先声，为“语文”学科的真正建立打下了基础。

2.蔡元培（1868—1940）。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提倡白话文，指出白话是用今人的话直接传达今人的思想，文言则用古人的话间接地传达今人的思想。使用文言，写的人和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功夫，显然是没有必要的。他主张学习白话，对文言应按文体区别对待。他说：“我敢断言白话派一定占优势，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对此，他作了说明：应用文有记载和说明两种作用，前者让人了解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后者与人讨论所见的真伪美丑善恶的道理。记载和说明只要明白与确实，不必添加新的色彩，宜于用白话。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这三类文体也都可以用白话，但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式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匀齐的原则，在美术上能有一定的价值。学生将来要研究学问或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因此国文教学应以实用为主，文体宜采用白话。

3.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巨擘、政治改革先驱与教育实践家，在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上，他主要提出了如下意见：（1）教授要分期分类。他把学生应读的普通文章分为记述文、论辩文两类，主张在一学年中一学期教记述文，一学期教论辩文，由简单到复杂。记述文先静后动，论辩文先说谕倡导，而后对辩，论小事的在先，论大事的在后。他认为教材选文不必依时代的次序，要按文体分类分组选。（2）令学生分组阅读比较。他认为，语文教学必须启发学生自动地在课堂以外预习，须选文令学生多看。不能篇篇文章都讲，须一组一组地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做通盘打算。譬如先讲记静态之文，选十篇令学生看，教师教他如何看法，用一组十篇来做比较，使学生知道同是一类文章，有如此种种不同，或同一类题目，必须如此写法。他强调，讲授时万不可拿一篇课文逐字逐句逐段地解释，因为中学生多少已经有自读古文的能力，把他们已经懂得的再拿来喋喋不休地讲，徒令他们生厌，而且从时间上说也太不经济。（3）用讨论式。学生读过一组课文后，程度稍低的学生有看不懂的地方，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一组文章加以比较，讲给他们听，程度高的学生，可以让他在课堂上讲。学生讲后，教师再评论他讲得对不对，最后教师比较一组课文，说明要点所在。

二、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期

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吴伯萧、陈伯吹、王企贤、周有光、于在春、吴天石、斯霞、蒋仲仁、李伯棠、刘御、袁微子、谭惟翰、徐中玉、赵欲仁、朱文叔、王森然、穆济波、阮真、沈百英、朱自清、周予同、王力、浦江清、辛安亭、叶苍岑、陆静山、祁建华、霍懋征等。

举三个例子：

1.叶圣陶（1894—1988）。叶圣陶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三座丰碑，他编撰过浩繁的语文教材，发表和出版了相当完整系统的语文教育论著。关于语文教育特征的研究，他的看法是：“语文”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说：“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的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是现代公民生活上的缺陷；吃亏的不只是个人，同样也影响到社会。”关于语文教材的编写，他的看法是：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的依凭，只是精选出来供学生学习的一些例子，而不是教学的终点。他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够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关于语文技能的专门训练，他的看法是：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自学语文的能力。他说：“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助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他提出，学生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读书，去自求解答，教师只在学生觉得茫然无从下手时“训练他们去参考，指导他们去思索，最好给他们一种最好的提示”，“让他们动一动天君”。

2.吕叔湘(1904—1998)。吕叔湘是语文教育的大先生。他认为从事语文教学的人要做到两个“必须清楚”。首先，必须认清“教的是什么”。这是语文学科的一个根本问题。“语文”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语言”和“文字”，另一个是“语言文字”和“文学”，吕叔湘认为应取第一义。“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口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文字’是‘书面语’的意思”。语文课应当是语言文字课，而不是文学课。中学里学习文学作品与大学里不同，并不是为了评论这些作品思想和地位，也不是为了模仿作品去学习文学创作，而是为了学习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尽管语文课也有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但也不可超过了相当限度，不能“不恰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地位”。其次，“必须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从教的角度说，就是认清“怎么教”的问题。他曾经反复强调过：“过去的错误认识是把语文课看成知识课，看成跟历史、地理或者物理、化学一样，是传授一门知识的课”。其实，学习语言不是学习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养成一种习惯。习惯只有通过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因此，语文教学要做到“少而精，少讲，精讲”，做到“讲为练服务”。“学生的语文课学好没有，要看他的阅读能力如何，写作的能力如何，而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必得多练习才能提高”。

3.张志公（1918—1997）。张志公是一代通人，在语文教学上，文道统一，是他的一贯观点。他始终认为，语文课必须很好地完成培养、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的任务。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是密不可分的，与思想教育也是紧密联系的。这些都是语文和语文教学本身所决定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指出，要明确什么是思想教育。思想教育不是空洞说教，而是实实在在地陶冶学生思想情操，帮助他确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因此，他说：“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 根据语文的工具性，他提倡，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要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去，渗透到语言训练中去，切实地陶冶学生的理想情操，培养正确的行为准则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他提出，指导学生阅读一篇课文，“必须把它作为一整篇文章让学生读懂”，要“带领着学生从文章里走个来回”。教学的大致程序为：首先把语言文字弄清楚，从而进入文章的思想内容，再从思想内容走出来，进一步理解语言文字是怎样组织运用的。至于思想教育在教学中的比重，则不宜机械地划分，整齐划一，应当实事求是，具体课文具体分析。

三、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改革期

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朱绍禹、刘国正、于漪、张传宗、袁瑢、叶嘉莹、高惠莹、张田若、朱作仁、丁有宽、欧阳代娜、章熊、钱梦龙、徐振维、顾黄初、蔡澄清、张鸿苓、周一贯、洪宗礼、李吉林、陈日亮、王松泉、崔峦、魏书生等。

举三个例子：

1.朱绍禹（1922—2008）。朱绍禹是中国语文教育学理论的奠基者，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科研的播火者，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关于阅读教学，他认为，学生读懂了语文知识，却读不懂文本，写不出文章，说不出得体的话，就不能说他学好了语文。语文课程的宗旨是培养学会使用语言的人，而不是谈论语言的人。关于作文教学，他认为，应该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参与生活和关心社会，要重视心灵的沟通，鼓励引导学生更多地写功能性作文，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关于口语交际教学，他认为，互动是口语教学区别于听说教学和说话教学的最大特征。要学会倾听，从容表达，听说互动。倾听是口语交际的第一步，是口语交际不可缺少的能力。关于语文教材，他认为，语文科的性质和目标是编写、认识和使用教材的前提。他说：“任何学科的教材都依据本学科的性质、遵循本学科的目标来编写。语文学科的教材编写是由语文课的性质所决定的。语文教材编写的目标应该是语文学科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任何类型或任何层次的语文教材的编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以语文科的性质和目标为准绳。”古今中外的语文教材，凡是切实的起到语文教育作用的，无不是体现语文科的性质和符合语文教学目标的，反之，必有悖于语文科的性质，背离语文科的目标。

2.刘国正（1926—）。刘国正是中国现代著名语文教育家,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语文生活观是他的语文教育理念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语文教育生活观基本内涵，简言之，可以概括为一句：语文教学要与生活相联系。即在语文教学中无论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是发展智力，进行思想情感教育都必须以“联系生活”为前提。具体来讲，语文教学与生活结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语文教学固然应以课堂为主要场所，立足课堂，但还要看到其他各科、校园、家庭、社会，充分调动并利用广阔天地中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因素。另一方面，语文教学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生活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和空洞无物，而结合了生活，就有丰富的内容，就会牵动学生的心灵，就注进了充实的活力。这两个方面即课内与课外的结合、语文教学与生活的结合。立足课堂，放眼课外，实现课内与课外的结合，体现了语文教学与生活联系的空间广泛性；强调语文教学不能脱离生活，必须与生活相结合，从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使教学充满活力，从中也体现了语文教学与生活相联系过程的持续性。

3.于漪（1929—）。于漪是“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她的教学风格特点是：（1）思想性。党的教育方针和“三个面向”是教学改革的依据，她牢牢地把握着这一依据。她的全部教学改革活动，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教文育人”。她所上的语文课，充分地体现着“文道统一”的精神，在听说读写训练中，结合着思想教育，恰似春风化雨，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真可谓教养与教育的和谐统一。她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是很强、很突出的。（2）情趣性。她主张，讲课要有情趣。教学有了情趣，就能吸引学生产生一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习愿望，才能产生实效，而效果又会促使兴趣的巩固和发展。为此，教学就须在“得”字上下功夫，学生学有所得，才能对语文学习产生情感和趣味。（3）智能性。她站在培养开拓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高度，十分重视学生的智力开发与能力培养。只要全面地阅读她的教学论文，不难发现她全部语文教学活动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运用启发式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尽力开发他们的智力。（4）文学性。她的语文教学，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只要听听她的学生在发言时能熟练地运用古诗词，能恰到好处地使用成语表达自己的意见，能在课堂上一首又一首地背诵古代诗词，也就可以知道她平时是怎样成功地向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了。（5）整体性。她认为，语文教学是个系统工程。它首先应具有科学的序列，然后才能有序有效地传授知识、进行训练。教师对每个学期教学工作的安排，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明确每堂课、每个单元、每个阶段的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