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笔名），著名作家。其文无不奇思妙想，亦庄亦谐，庄而不致严肃，谐而不致油滑。作品的情节轻松有趣，甚至有点恶搞，但背后往往有翔实的资料作为支撑。公认的“文字鬼才”，功底扎实，文风多变，作品广为流传。曾获2005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读者提名奖和2010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

   

　　近日，著名作家马伯庸携新书《古董局中局3：掠宝清单》现身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讲座签售，遭到粉丝的“围追堵截”。马伯庸以“最贵的伤痕———那些年盗墓贼毁掉的宝藏”为题分享了《古董3》背后的真实历史故事，期间马伯庸不断“抖机灵”“抛包袱”，八卦掌故与历史段子齐飞，到场读者大呼过瘾。《古董局中局》系列是马伯庸的最新长篇力作，是一部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该系列自2012年出版以来备受追捧，累计销量过百万册。“讲故事高手”马伯庸在书中借鉴了故事会的风格和美剧的节奏，环环相扣、跌宕起伏，让读者欲罢不能，爱不释手。到底是什么原因激发马伯庸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书中的人物又是否有原型？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马伯庸。

  

　　谈古董

　　每次听到古董被毁的故事都很心疼

  

　　《古董局中局》系列每一本都会围绕一件稀世珍宝展开。第一本是武则天明堂的玉佛头、第二本是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而新作《古董局中局3：掠宝清单》则聚焦东陵。

  

　　记者：请您谈一谈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马伯庸：我喜欢古董，所以经常去博物馆看，也会去潘家园跟古董贩子聊，但我听到最多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古董买卖或者古董造假，而是关于一件古董是怎么被毁掉的。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都觉得特别心疼。所以想通过我的书告诉读者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你能感同身受，那么可能对现在的古董保护有更新的认识，或者抱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如果全民都有这种保护文物的意识的话，以后毁掉的古董会更少。

  

　　记者：《古董3》的主角从许愿变成了他爷爷许一城，背景也从现代移到了民国。为什么会决定这样写呢？有什么创作方面的考虑吗？

　　马伯庸：民国是中国古董行当的一个大转折期。从反面来讲，乱世掠宝愈加猖獗，达到高潮，出土了不少东西，但损毁湮灭的更多，实在是一大灾难；从正面来讲，这也是引入西方学术成果和科技的高潮时期，加上国人学者自身的努力，形成了现代意识的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建立起了现代考古的雏形框架，后世获益良多。我选择的这个故事背景，正是从大乱到大治的一个关键节点。希望让读者知道，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建立并非几纸政府公告那么简单，它是在混乱时世中顽强地生根、发芽，经过多少人的不懈努力，才成为保护文物的参天大树。

　　另外，东陵盗掘案号称是民国第一大盗案，影响之大，非其他案件可比。而因为此案的推动，中国开始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着手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乃是现代文物保护法之滥觞。这其中的意义，我希望能让现在的读者能了解一二。

  

　　记者：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考古”和“盗墓”本质上是一样的，您怎么看？

　　马伯庸：盗墓和考古学术研究完全是两回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论调，纯粹是由于对考古领域的无知，用自己浅薄的知识去恶意揣测罢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考古现场，每挖开一个土层，每挖出一个陶罐碎片，都要拍照定档，素描标记，一个墓的挖掘往往要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时间，非常细致，对出土文物的保护、运送、研究手段、收藏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岂是粗暴盗墓能比。

  

　　谈创作

　　互联网思维的文学是一种双向选择

  

　　马伯庸是公认的“文字鬼才”，其作品涵盖悬疑、历史、科幻多个领域；文学功底深厚，曾获人民文学奖、科幻银河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专业文学奖项，在网络上，有一大批极其忠实的读者追随他多年。

  

　　记者：在商业时代，您如何平衡自己的喜好和读者的喜好？

　　马伯庸：我觉得商业性的写作，必然要考虑到读者的喜好程度，就好比拍一部商业电影，你必然有一些元素是观众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把握平衡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是宫斗、言情，我知道，但我根本不会写那些东西。得先尊崇自己内心的需求，我会写什么，我对什么有兴趣，我就是喜欢古董，我就是对这方面有研究，那我把它写出来给大家看，自然会聚集到一批同样对古董有兴趣的读者。所以，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双向选择，读者在选择作者，作者也在选择读者。这大概就是新式互联网思维的文学吧。

  

　　记者：听说有盗版书商根据《古董2》的下集预告写出了《古董3》，您怎么看这件事？

　　马伯庸：我当时正在赶《古董3》的稿子，听到这消息特别高兴，以为自己不用写了，赶紧上网去搜，结果发现是在一个淘宝店里有人在卖《古董局中局》的1、2、3。我找买过的人打听了一下，发现居然是假的，气坏了，还以为我不用自己辛苦了呢。当然，盗版商想仿冒也不容易，古董系列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编出来的，要仿得一模一样，得查很多资料，寻访很多典故，他们真有这功夫，何必仿冒，自己出新书得了。

  

　　记者：有了儿子马小烦以后，请问您的生活包括写作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马伯庸：有孩子之后我变得更忙碌了，好在小家伙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与新鲜体验。作为一名作家，这种新鲜的刺激可以促进灵感勃发。你看，孩子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的生物，他或她会赋予你无穷的灵感，同时却不让你有时间把灵感变成文字。

　　现在他还没到读书的年纪，所以我都是自己动手写童话，睡觉前讲给他听。童话的主角，永远是一个叫马小烦的小男孩。他顽皮好动，好奇心旺盛，偶尔还会不听话，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运气非常好，无论在多么奇妙的世界里冒险，他最终都会回到自己家里，睡在温暖的床上。

  

　　谈历史

　　写历史小说是有技术含量的事

  

　　《古董局中局3》除了继续普及大量古董鉴宝、造假的“干货”，与前两本书不同的是，该书的情节与历史史实结合得更紧密。“画风”一转，开始写民国，可以说，马伯庸是把这两年玩儿得风生水起的古董题材，与他一直以来就游刃有余的历史题材结合起来了。

  

　　记者：《古董 3》是一个特别有真实感的小说，据您说许一城也有历史原型，他的历史原型是谁？

　　马伯庸：没有特定什么人，许一城实际上是那些为了保护文物呕心沥血的人的一个综合体。在鉴古的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真心热爱着古老的传承和文化，这种爱不是据为己有的私欲，而是真正无私的关怀。他们默默地研究着，默默地守护着，不求名利，只希望在死前问心无愧地说上一句：“文物自前世遗下，经我而传，可至后世。”

  

　　记者：相比于前两部，《古董局中局3》的情节与历史史实结合得更紧密，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都出场了，例如孙殿英、戴笠等，您在这方面是如何设计考虑的呢？

　　马伯庸：把故事镶嵌进历史的缝隙中，跟各路如雷贯耳的名人都发生那么一点联系，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感觉，俗称“戴着镣铐跳舞”。情节是虚构的，但大环境却是真实存在的。而情节往往又对真实历史产生了推动力，重新解释了一下历史。比如孙殿英盗慈禧墓这事，大家都知道，但他为什么盗，怎么盗的，盗完又发生了什么，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我用情节给予补充，融到故事里。让读者阅读时惊诧于“原来这个事件还有这么一个解释”，这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呀。

　　我觉得写历史小说，不妨脑洞开得大一点，只要你遵循它的规律，不改变当时的生活形态，不改变历史大事。细节上的东西抠得越精准越好，在情节上可以尽量地“飞”。这其实是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因为你要把几个既定的事实，给它作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编一套前因后果和缜密的背景出来，其实是很难的事儿。

  

　　记者：您书中提到古董鉴定有五个分支，金石玉器、书画、金属器、瓷器、木器。《古董局中局》主要写的是佛像，属于金石；《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写的是书画；这一部写的是古兵器也就是金属器。下一部您打算写什么题材？

　　马伯庸：下一部是关于瓷器。中国文物里最著名的就是瓷器一类，这里的故事太多，专家和明白人也特别多，涉及到的鉴别技术博大精深，所以特别不好写，一定得谨慎。所以一直到第四部，我才考虑成熟开始动笔。

　（《社科新书目》第11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