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爱乡。20世纪30年代，有4位学者出掌全国各图书馆馆长：南京国学图书馆的柳诒徵，山东省图书馆的王献唐，浙江省图书馆的陈训慈，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爱国爱乡，自己拥有很多藏书，在图书馆建设上不遗余力。如陈训慈认为，“（省）图书馆应该限于全省，不宜限于省会所在市县区民众之阅览，如征存全省乡贤著作与地方志乘，导扬全省学风。”他说：“图书馆之意义，故于储集图书推广阅览以外，对于阐扬地方文献提高学术，亦应分工并进。”在经过深入考察以后，陈训慈提出：“近代图书馆事业之设施，在宏其藏书之应用，弘用之道，首惟目录是赖。”于是他几次组织图书馆编制书目。在战乱时期，他跋涉万水千山组织《四库全书》内迁，主持将天一阁藏书抢运到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县。对于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浙江人爱其本省,自然都想了解本省的往事，也惟多有这种了解，尤能油然启我们爱乡之心，进而发挥继承先贤靖献民族的精神”。二是，他认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力物力，蕴蓄何量？导而扬之，以制敌复国，大人之责，小民亦焉得自外耶？”图书馆藏书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古今中外的成败经验，为我所用。

    与陈训慈不同的是，袁同礼多次出国，考察国外图书馆状况，眼界大开。审视图书馆的需要，他认为应该按照以下几个途径：其一，应尽量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效能，使其与社会接近，让人们普遍感到对图书馆的需要。其二，要注重图书馆的参考工作，以帮助进行学术研究，“由藏书之所而变为用书之所”。

    清末，旧式藏书楼日渐式微。袁同礼看到私人藏书贯注了一个人一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具有各自的特点，藏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所以每当私人藏书要流散出来，他总是想方设法购入馆内。他说，“盖书籍之厄，以中国为最甚。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以则愿今之服务典藏者，有以力矫之矣”，以此助力中国的文化学术研究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1938年，在袁同礼力促下，北平图书馆还和西南联大合组“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以图书馆人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民国时期，在爱国爱书的精神指引下和“保存国粹”“启迪民智”的背景下，图书馆的作用日益被社会各界认识，公共图书馆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推动了文化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