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初，公共图书馆不知怎么就成为了热门话题。先是一则“杭州图书馆不拒乞丐入馆”的微博引发热议，杭州图书馆藉此被网友们热捧为“史上最温暖图书馆”。该馆馆长褚树青一跃而成社会知名度颇高的新闻人物，享受明星级待遇。 

    但褚树青一直拒绝媒体的采访，非图书馆行业人士多多少少会认为他很跩，竟然端起了架子，只有界内人士才能够深切理解他的这种反常行为，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因为这是一条过去了两年之久的老新闻，而且在杭州图书馆之前，很多图书馆早已经这样做了，并且有的图书馆还为到馆乞丐提供午餐，还有图书馆计划专门为乞丐修建澡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杭州图书馆不是第一家，不是第二家，也不是第三家，试问一下，褚馆长又怎么好意思居功呢？ 

    褚馆长也许会想，这些个记者真是没事找事，难道他们采访之前一点都不做案头工作的吗。唉，真是隔行如隔山啊，如果，如果我在媒体上说点什么，特别是故作深沉那种，岂不是会成为同行们的笑柄吗？ 

    且不说杭州图书馆与褚树青是如何出名的，当然在图书馆界，褚树青早已是明星馆长，帅哥不是传说。笔者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条新闻的背后，实则包含了图书馆人太多的心酸与泪水，实不足为外人道。 

    但不得不为外人道，再不为外人道，图书馆就生存不下去了。唉，大伙忒不把图书馆当一回事了，对图书馆也忒不了解了，真是不给力呀，55555（哭声）…… 

    某些图书馆界的资深学者想死的心都有了，而绝大多数图书馆从业者在悲愤之后看到了振兴图书馆事业的希望，纷纷握紧了拳头，在心中默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残阳如血，朝阳还会远吗？ 

    春节还没过完，公共图书馆又连续爆出重磅新闻，文化部、财政部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2011年底之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 

    随后，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召开了三馆免费开放的新闻发布会，据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王家新介绍，2011年地市级图书馆、文化馆的补助标准是50万元，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的补助标准是20万元，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补助标准是5万元，均高于2009年各类单位全国平均事业收入水平。初步测算，2011年为了三馆全国免费开放，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18亿元。 

    杭州图书馆那条新闻多少有点无厘头，显然是“制造”出来的。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新闻同样是“制造”出来的。两条新闻时间如此之近，说前一条新闻是为后一条新闻所做的铺垫也不为过。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千呼万唤始出来。 

    谁“制造”出来的？政府和图书馆界一起“制造”出来的。多年来，图书馆界一直在积极地“忽悠”政府，终于使政府从被动变为了主动。这里的“忽悠”绝对是公关的意思，没有任何贬义。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应该说，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同理，这也是一个不是新闻的新闻。 

    公共图书馆不就是免费的么？否则叫公共图书馆干什么？图书馆的任何一个从业者谁不知道公共图书馆该免费开放啊，但这只是应该，应该而没有，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想当初公共厕所哪个不是收费的啊，即便是现在的一些小地方，还有收费的公共厕所大行其道。 

    打着“公共”的旗号，而不能免费，并且还积极地创收，公共图书馆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免费服务意味着投入，如果没有投入，“免费服务”就是一句空话。一般来说，投入越大，服务质量越高，反之亦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相对较少，连工资都不能足额保障，文献购置费很少，运行经费入不敷出，图书馆界不得不设立名目创收，“以文养文，以文补文”。 

    虽然“以文补文”部分解决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事业单位的运行经费问题，但同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图书馆的公益性没有得到体现，把负担转嫁给了读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2008年之前，国家图书馆的收费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国家图书馆的服务。因为，即使全馆1400多名员工的工资整年一分钱都不发，国家拨款也应付不了图书馆基本的开馆资金，这迫使国图自己创收，每年用创收获得的资金给1400多名员工补发工资。 

    这些创收的费用包括：读者卡工本费（每人20元）、读者卡年度验证费（每年10元）、读者存包费、自习室使用费、讲座门票费，还有文献复印费、文献传递费、文献检索费、光盘刻录费等等。面对这么多的收费项目，读者意见很大，媒体的批评不绝于耳。国家图书馆想充耳不闻，可惜做不到，只能打碎牙齿往里吞。 

    其实早在10年前，深圳图书馆就率先在全国实行了免费开放和平等服务。所有读者进入图书馆，不需要任何证件就可看书，借书凭身份证就可办理。 

    那时的深圳贵为特区之首，缺的是文化，多的是钱。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因为没钱，免费服务只能是一句空话。 

    客观地说，深圳图书馆的免费开放给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这些大馆，甚至给主管领导文化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国家图书馆。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于公于私都应该起到榜样和表率的作用。 

    没有退路，国家图书馆行动了。通过积极争取和政府公关，中央财政在2007年底，为国家图书馆一次性拨款9300万元，加上此前拨付的8500万元，使得2008年国家图书馆的免费服务得以顺利实行。 

    这之后，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等富裕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都开始尝试免费服务。 

    但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免费开放如何做大，如何普及，是摆在图书馆界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或许只有借助外力，才能够成功突围。 

    2009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增加了图书馆社会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教授李超平是该专业委员会的主任。 

    扩大社会合作与媒体宣传成为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共识和图书馆社会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的重任。 

    因为同在一城，李超平和褚树青是很好的朋友，褚树青还曾经邀请李超平担任杭州图书馆的副馆长。他们两个，一个从事理论研究，一个从事图书馆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碰撞，想不产生火花都难。 

    如李超平和褚树青这样的图书馆事业的积极推动者还有很多，正是有了他们，图书馆界才能配合政府将免费开放“制造”成新闻，而且是大新闻，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闻事件。 

    无疑，这样的新闻越多越好。

    □本报评论员 姜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