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鲁直

　　近日看《图书馆报》的“借阅排行”栏目，无意中发现“编著”的图书种类竟很多，心有所感，写下下面的文字，聊聊“编著”的那些事儿。
　　本土图书出版一年有30万种，在这30万种图书中，可以称为原创的品种占的比例有多大？没人统计过。相信有不少读者朦胧中对一本书的创作方式感到过直观的好奇，只是一眼扫过而未深究。这直观的好奇从何而来？从封皮上。也就是说，五花八门、愈演愈奇的创作表述词汇让我们不好奇也不行。“著”“编著”“编”“编译”“主编”“原著”“选编”“编写”“编绘”，它们在书封和版权页上远不如书名引人注目，却以小见大，反映出一本几万十几万字的书是怎么从婴儿长到成人的。最常见的称谓是“著”“编著”“编”三种，其他都是变种。对其梳理一番无疑很有意思，读者在今后的阅读中也能多点小乐趣。
　　“著”，不用说了，能恰当地反映“著”的面貌的词是“原创”。在图书种类中，文学类作品绝大多数是　　　“著”。想找到一部小说，其封面上是标“某某编著”的，恐怕很难。可以搞一个“有奖征求”，应该不会有人得奖。
　　“编”，也不用说了，文字材料全属“拿来主义”，原创部分没有或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心血是付出了的，起码选材需要眼光。
　　“编著”，其常见程度我想绝不亚于“著”。本土的很多专业学术文章或论文面孔死板，不似老外的那般活泼。我想应该搞一个这样的学术调查并写分析论文：在每年所出30万种图书中，“著”与“编著”各占多大的比例？反映出什么现象？2000-2010这10年间，比例又有何变化？值得画一个曲线图。如果把这个调查做出彩，文章分析得有声有色，我想它的被引率一定很高，说不定还能“填补空白”。如果让我来预测调查结果，“编著”应该比“著”占的比例小，但小得有限。且“编著”每年所占比例一定是升高的，用膝盖也能想的出来。
　　“编著”，我认为对其直观的理解就是“参考”“引用”过多，多到不好意思写“著”。换一种说法，就是动用了剪刀加浆糊，并且用量不宜忽略。我没看过，不知道在著作权法中对“引用”“参考”多少算是“著”有没有规定，按理应该有。几个月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清华教授汪晖的“抄袭门”，我看与此不无关系。汪晖的《反抗绝望》被指很多内容是引用或“偷意”但不加标注，一时间各路学者纷纷发表意见，莫衷一是。《反抗绝望》由三联书店出版，清楚地标明“汪晖著”。但令人尴尬的是，这类学术书想来有自己的出版尊严，并约定俗成：学术书自然写“著”。堂堂清华教授的学术著作若标上“编著”，岂不让人笑歪了？笔者认为该书若称纯原创恐怕不是百分之百的纯，但与剪刀浆糊硬拉上关系也不妥，所以应该发明一个中间词，处于“著”与“编著”之间，才好。
　　“编著”的作品应该是著作权法难以追究或追究起来不好操作的，否则就像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明显大段落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一告一个准儿。再如安意如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愁》等，也被不少读者指为“抄袭太多”。但也许正因为抄得太多太碎，事主才懒得花时间与精力较真儿，故而至今没上法院。此二例，前者是小说，后者是随笔，都标明“著”（若标“编著”也很搞笑）。以上述为鉴，因此，哪些种类的书适合于“编著”，相信出版社和作者们都门儿清，不会再犯汪晖、郭敬明和安意如的错误。
哪些种类的书“编著”最多？指出它们并不难，甚至可以排序，由多到少（当然“少”是相对的）大致依次为：励志、管理、历史、健康、股票、科普……当然次序不严谨，这另说。
　　以下试举励志、管理二例并展开。
　　励志类排“编著”头名应该没有异议，也不可能有异议。在当当，今年最新出炉的励志品种中，“编著”近乎一统天下，编制出一个硕大的励志花篮儿来。企业管理出版社的《超值金版·卡耐基成功学大全集》（雅瑟编译）、中国纺织出版社的《左手狼道，右手蚁道》（韩龙编著）、中国商业出版社的《处理问题能力培训教程》（华阅编著）、中国华侨出版社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励志书》（［美］马登著／肖卫编译）……这些颇具代表性了。其中，“编译”是“编著”的变种，是“编著”的全球化体现。励志是本土至少500家出版社共追的图书品种，不“编著”肯定要落伍。如果说“本土至少500家出版社共追的图书品种”还有一种，那就是管理了，“编著”也很泛滥。最近出的新书有：中国三峡出版社的《跟胡雪岩学经商》（商鉴之编著）、凤凰出版社的《标杆之道·中国顶级企业家的独门绝技——企业家篇》（阮立军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简单高效的37个管理规则》（邓志华编著）、企业管理出版社的《部门经理工作手册》（陈正侠编著）……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批评“编著”的东西过多过滥，害人不浅。此言偏颇，我不这么理解。　
　　“编著”高手们编出来的书往往是“剪刀加浆糊”（这是形容词，操作绝非这么简单），这不假。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把若干信息中有用且可读性强的剪下来粘在一起，再加上或多或少的调和剂（即“编著”中“著”的成分），制作好后供读者品尝。但你能说这个“蛋糕”的营养价值很低？理性地说，不能。相反，它们都是些好咀嚼且利吸收的食粮，否则借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难道他们傻吗？因此“害人不浅”，指的应是侵害相关著作权人不浅（又难以追究），害纯心做书而不急功近利的出版社不浅，害本土原创的土壤不浅，读者受的哪门子害？笔者此说并非为一些“编著”者翻案，而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我们不能像对待张悟本那样，把“学历假”与“内容胡说八道”强行画等号，那是脑残。除此之外，“编著”与“编著”也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投机取巧的“编著”之风不可长，否则出版繁荣背后的泡沫太多，为害不浅。
一些“编著”的图书其实与个别“伪书”类似，程序上不可取不等于内容也不可取。超级畅销书《货币战争》就是“编著”的，没见害了谁。上面所提到的《简单高效的37个管理规则》，看过后你不会从中受益吗？即便是机工社2005年出的“伪书”《没有任何借口》，我也不相信内容尽是狗屎，只不过它为促进销量而托名在一个不存在的作者身上罢了。当初6名律师联手状告机工，告的是程序违法，不是内容害人。而根据学者考证，是清代的毛纶、毛宗岗大规模整改《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成《三国演义》，托名“罗贯中”出版。照此说法，《三国演义》也是“伪书”，但它也没伤害谁不是？
　　本文并非“编著”，但对“编著”实事求是地探讨了一番，目的有二：一是控诉“编著”一手制造出的出版泡沫；二是给“编著”小小地平个反，告诫无良媒体，对任何事物都不要揪住小辫子一棍打死，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知识本无错，错在以其投机取巧获利的人。
　　（本文针对的主要是大众类“编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