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图林江湖，以会取胜
(2009-10-27 16: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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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化 |
——从上海到苏州
中国图书馆学会自7月份完成换届以来，属下各专门委员会开始筹备换届工作。国庆节前夕，新一届学术研究委员会和阅读推广委员会先后在上海和苏州举行成立大会，其中，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规模不亚于理事会，热闹程度更是有过之而不及，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图书馆界浓郁的学术氛围。
相比较而言，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略显冷清，但实际的情形是，阅读推广委员会还未完成“组阁”，来参会的都是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如果完成“组阁”，规模和气势肯定不比学术研究委员会逊色多少。
在这两个大会的间隙，还穿插了一些小会，“2009全国图书馆（苏州河论坛）——图书馆服务案例研讨会”和“2009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云计算与图书馆”研讨会，之前，还有一个图书馆立法研讨会。图书馆界会议之多，只有亲身参与，体会才最深刻。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图书馆的地方称为图林，图书馆人聚在一起开会就是图林江湖英雄大会了。
换届走的是程序，参会者感兴趣的还是人，代表们都表示，参加这样的会议，能见到不少朋友，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与会代表在开会之际，在茶余饭后之余，感兴趣的还是八卦。于是一些八卦被放大，另一些八卦被制造出来。若干年后，当回首往事之时，参加的具体会议可能记不清了，八卦的内容依然活灵活现。
严肃与活泼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图林江湖一点也不缺乏娱乐精神啊。
NO1：图书馆界的专业媒体
本报是图书馆界的专业媒体，这毫无疑问。图书馆界的专业媒体还包括图书馆界的各种学术期刊，除此之外，图书馆界还拥有大量的网络媒体，主要是图林博客，这是图书馆界独特的资源，一块不可多得的宣传阵地。虽然没有统计，但以行业论，图林博客的数量应该可以排在前三名。
这些网络媒体都冲在会议报道的最前沿。像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顾犇主任，博名书蠹精（http://blog.sina.com.cn/guben），开会拍照和写博，有条不紊，那是相当地敬业，一场会议以来，两三篇博文立挥而就。西北大学教授杨玉麟，博名西北老汉，参加了三个会议，写了八篇博文。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胡小菁，博名编目精灵，上海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研究所所长刘炜，都在博客里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纸媒体受出版周期的限制，更新速度比较慢，本报明年将改为周刊，正是公开发行，饶是如此，与博客的更新速度仍是没法比。学术期刊出版周期更长，基本上没有新闻报道，因此，图林博客在宣传报道图书馆界各种会议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当之无愧的图书馆界专业媒体。
图林博客的包容性和多角度更是纸媒体所比不了的。
看“正史”可上中图学会网站，看“野史”则非图林博客莫属。
自娱自乐也好，无病呻吟也罢，博客是草根文化，既草根又文化，这正是图书馆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最大的特质。
图林博客之所以繁花似锦，风景独好，与老槐等博客先锋的引领是分不开的，但老槐已经功成身退，在唏嘘之余，未免觉得遗憾。老槐隐退后，图林博客中冒出了一个山寨版的老槐博客，足见老槐的影响力真不是盖的。
NO2：中图学会的核心
图林媒体各就各位，还不开会更待何时？有必要对学术研究委员会进行一个简单的交代，它是学会的四个专门工作委员会之一，另外三个是阅读推广委员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和国际交流委员会。
学术研究委员会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核心，这是业界的共识。学术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吴慰慈是图书馆界公认的学术大师，是一个“标竿”，实际上从上一届开始就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领名誉衔，学术研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常务副主任李国新教授负责。
学术研究委员会需要吴慰慈来压阵，这也是业界的共识，众望所归使然，吴慰慈的再次当选，也反衬出学术研究委员会的身份和地位。
上届以来，在学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在学会秘书处的支持与合作下，学术研究委员会的工作风生水起，十分活跃，在图书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为新一届学术研究委员会积累了相当的人气，直接导致了此次成立大会的火爆。
第七届学术研究委员会于2005年成立，共有学术委员52人，设专业委员会15个，专业委员会委员210人。本届学术研究委员会由302人构成，学术委员44人，专业委员会委员289人。与七届学术研究委员会相比，本届新进入的委员147人，委员更换率为48.7%。
李国新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委员构成体现了地域、系统、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来自西部地区的杨玉麟委员感叹：300多学术委员和专业委员会委员里，整个中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2/3强）的委员，居然只有90来人，占全部委员会的1/3弱！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居然如此显著地体现在学术研究力量上来了。
与七届相比，本届新增加了4个专业委员会：图书馆管理专业委员会、图书馆社会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图书馆员研究专业委员会、图书馆统计与评价专业委员会。
原少儿图书馆专业委员会调整为未成年人图书馆服务专业委员会，原标引与编目专业委员会更名为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原图书馆学教育与培训专业委员会更名为图书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专家指出，新增加和调整更名的专业委员会，不仅仅是平衡各方利益这么简单，而是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放进取的特点，像“标引与编目”仍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但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组织”无疑更加妥帖。
图书馆社会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吸引了本报和相关出版社参加，充分表明图书馆界不再拘泥于自身狭小的圈子，而开始追求在产业链的定位和价值，当然，这对图书馆界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漫长的探索阶段。
图书馆统计与评价历来是中图学会学术研究的空白，随着图书馆回归社会主流价值，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日益得到认可与肯定，而要想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经过科学的统计与评价，才能够扫清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合理定位，科学规划，轻装前进。
NO3：李国新队伍不好带了
302人的团队，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基本上都是省馆馆长、省会城市图书馆馆长和图书馆相关学系主任副主任，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李国新兵多了，担子重了，队伍不好带了。
其实这何尝不是学会秘书处和李国新的一种策略。将大馆馆长和教授们吸纳进来，不一定要他们干活，关键是吸纳人气，从这次成立大会的火爆与热闹就可以看得出来。
南开大学教授徐建华是一个很八卦的人。他告诉记者，此次会议，南开大学队可以排第三，问谁是第一，答曰北京大学队，因为要给李国新来捧场，来的人自不会少。但后来碰上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助理张洪元，发现武汉大学队人数还多，约摸在15人左右。
国家图书馆队人也很多，估计不会少于10个，再加上学会秘书处，最后到底谁是第一也没弄清楚。
本届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和常务副主任都来自北京大学，七个副主任中程焕文、柯平、汪东波和肖希明都毕业于武汉大学，肖希明现就职于武汉大学，另外三个一个在中山大学，一个在南开大学，一个在国家图书馆，四人在武汉大学时却是同班同学，武大7901班。他们的同班同学中还有来自厦门大学的委员萧德洪，真可以算得上是因缘际会了。
顾犇开玩笑的表示，对7901这种垄断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做法有点不满，“WTO反垄断，我们LSC（学会）不反垄断啊？不过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也垄断了上海图书馆界，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
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出，中图学会对高校图书馆分会的影响力正在回升。此次会议，高校图书馆分会的中坚力量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萧德洪、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燕今伟带领北京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主任陈体仁和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张洪元集体参会，就是证明。这四位领衔高校图书馆分会资源组，是高校图书馆分会的核心人物。每年的高校图书馆资源组年会和馆长论坛都是他们组织的。
实事求是的说，以前，高校图书馆分会是游离于中图学会的体制之外的，走的是教育系统那条战线。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当选为学会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并在学会的的支持下当选为新一届国际图联执委，这之后，高校图书馆分会逐步向学会这个大家庭靠拢。
本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彰显了学会团结与合作的力量，因为有了各系统的集体参与，学会正在一步步壮大。
NO4：不记流水账
2005年8月，在国家启动制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背景下，以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员会为主起草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正式向全社会传达了图书馆界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上的原则立场。
此后一你多的时间里，学术研究委员会和学会秘书处密切合作，动员、协调、组织全国图书馆界的力量，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条例》制定的全过程，改变了国家著作权立法过程中图书馆界长期缺位的局面，最终使正式颁布的《条例》多处吸收了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图书馆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005你9月，文化部委托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力量编制《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这是一项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任务，是我国第一个规范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和投资水平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学术研究委员和学会秘书处密切合作，组织业内专家对10多个重要问题和核心指标进行专题研究，动员全国80多所各级公共图书馆支持实地调研，1000多所图书馆参与问卷调查，300多人次参与征求意见，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任务。
在完成编制任务的同时，学术研究委员会还和学会秘书处合作，高质量的组织完成了中国科协全国学会改革创新试点项目“《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编制、推广及工作经验研究” 。
2006年以来，标引与编目专业委员会在“消除国内编目差异，探求编目工作原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共识。该专业委员会还与全国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紧密合作，完成了5项文献著录与标引方面国家标准的制定或修改任务。
2007年，中图学会启动制定《图书馆服务宣言》的工作。以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为主，承担了《宣言》指定的研究、起草、修改任务。《宣言》成功地把近年来业界对现代图书馆理念的研究成果和价值认同转化为行业自律规范。
从2008年开始，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准备期，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员会对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政府信息服务现状，以及国外公共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服务的做法、经验进行了调研，并和欧盟“中欧信息社会”项目合作，3次召开专题研讨会，一方面向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秘书局提出了关于公共图书馆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的建议，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直接推动公共图书馆的政府信息服务实践。
2008年以来，按照文化部的部署，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共同牵头，组织全国70多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分10多个专题开展《公共图书馆法》 立法支撑研究。在研究大纲的拟定、研究工作的组织、研究成果的整合审定等方面，学术研究委员会发挥了主要作用。到7月中旬，支撑研究第一阶段的成果已经提交文化部。目前，已经进入在支撑研究的基础上草拟条文和研究成果进一步修改完善的阶段。
志愿者行动是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会策划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2006年到2009年，已经对全国20个省区的2300多位基层馆长和业务骨干进行了专业培训。学术研究委员会承担了志愿者行动的学术支撑任务。主要包括应募志愿者的遴选，培训方案的制定志愿者的集中培训，讲授大纲的协调审定，参考资料的设计、编纂和修订。学术研究委员会的学术支撑，为志愿者行动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国新说，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术研究指导实践、影响实践的最佳实现方式，是把学术研究成功转化为政府的事业发展政策。七届学术研究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成功实践、成功经验，值得八届学术研究委员会认真总结并继承发扬。
NO5：三个报告
成立大会邀请了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吴慰慈、中图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长黄长著三位大家作了三场高水平的报告，分别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与新一代学人的使命》、《上海世博会与图书馆》、《图情学科及实践的发展变化与文献信息工作者的职责》。
吴慰慈的报告立高瞻远瞩，语重心长，体现了老一代学人对新一代学人的殷切希望。报告偏重于理论，略显枯燥，报告属于纲领性的文件，估计发表之后会掀起一个小小的学习高潮。
吴建中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他的报告标题临时调整为《从分类体系看世博会展示思想》，该报告实际上脱胎于他2007年发表的《世博会主题演绎的演进与发展》，用编目精灵的话说，基本上属于世博会扫盲，但吴馆长的脱口秀一流，代表们听得十分投入，耳目一新。
其中吴慰慈、黄长著二教授多次提到了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的问题，告诫图书馆学界不要热衷于虚假的繁荣。
顾犇认为光靠道德约束没有太大的作用，关键是制度建设的问题。评职称都要求文章和书，而且评职称的时候数量要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人们都知道看眼前利益不好，但是对于研究者个体来说，眼前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评职称、涨工资、（过去还有）分房子，能不考虑眼前利益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对于一个单位或者部门而言，也希望自己的人能多上几个，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忽视质量。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走捷径有什么过错呢？因此，道德的约束远不如机制的约束；如果有机制约束，那效果就更好了。
同期举行的“2009年全国图书馆（苏州河）论坛——图书馆服务案例分析研讨会”以多媒体的方式演示了普陀区图书馆的一些新的服务，主要是图书漂流自助亭和信息超市。这些新的服务看上去似乎在打造概念，实质内容不足。顾犇就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自己拿一本书去送进去，机器能自动给我编目吗？
不过，“论坛”的形式却很有新意，不仅有音频、视频的演示，还有专业演员表演的情景剧，告诉大家什么是“信息超市”。这样的仪式比几个领导上台宣布“……开通了！”或者几个领导剪彩更有意思。
NO6：会务老槐
在八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前一周，本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上海地区馆社合作论坛”，因为临时邀请不到主讲嘉宾，情急之下找到老槐，他二话不说，帮我们搞定，那份古道热肠让人油然生出敬意。
老槐是一个策划高手，像老槐也博客、志愿者行动、WEB2.0/LIB2.0，还有即将要提到云计算与图书馆都出自他的手笔，是图书馆界鼎鼎大名的创新型学者。
作为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的主任，中图学会举凡在上海召开的会议，老槐都是当仁不让的策划者，本次会议自然也不例外。本次会议大会套小会，既学术又实用，既务实又务虚，还增加了娱乐的元素，会议举办地普陀图书馆新馆也借会议扬名了。
老槐的确是一个很称职的会务，这不，八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普一结束，他立马拉了一票人马赶往上海交大图书馆为他与刘炜策划的另一个重量级的会议“2009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云计算与图书馆”研讨会捧场去了。
老槐自认为不懂技术，刘炜作为上海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研究所的所长，是图书馆界公认的技术高手，二人取长补短，强强联合，策划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在图书馆界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黄金搭档”。
NO7：云还是“晕”
语出图书馆界的八卦大师中山大学教授竹帛斋主程焕文，程焕文跟老槐算是“老对头”，就是说，凡是老槐认为好的，他就认为不好，LIB2.0时期是这样，云计算时期也是这样。
程焕文有两篇关于云计算的八卦，一篇是篡改自歌词《故乡的云》，一篇是模仿赵丽华的梨花新诗《人云亦云》：
IT界/在讲/云计算,/图书馆界/也在讲/云,/ 于是，/有了/人云亦云。/有人说：/那云,/是云图书馆,/有人说：/那云，/是图书馆云， /于是/又有了/众说纷纭。/采一片/天边/飘忽的/彩云，/镶嵌在/图书馆/琉璃瓦上方/斗大的/天空，/像诗/一样的美，/像梦/一样的真。/啊，/云，/我要/追逐/那天边/虚无缥缈的/云！/啊，/云，/美丽的云，/我 /为你 /晕！
这两首诗贴上竹帛斋博客后被迅速删除，也许是竹帛斋想跟老槐“讲和”而释放的善意，因此，看到的图书馆员不多，很有收藏价值。
言归正传。
云计算与图书馆研讨会历时一天，大会报告有：上海交大网格计算中心李明禄教授的“云计算：机遇与挑战”、万方数据技术研究院总工孙卫的“云计算类型分析”、CALIS管理中心总工王文清的“云计算技术在CALIS项目中的应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胡小菁的“云计算＠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赵亮的“图书馆云计算环境扫描”。
与LIB2.0一样，云计算也没有明确的定义。
孙卫报告中提及Sun公司总裁对云的形象化描述：互联网是天，网上的应用就是云。
云可以描述为某一组织或个人在其计算机正常工作下所具有的空闲计算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能够通过互联网被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
云计算将所有的计算资源集中起来，并由软件实现自动管理，无需人为参与。这使得应用提供者无需为繁琐的细节而烦恼，能够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业务，有利于创新和降低成本。
这就好比是从古老的单台发电机模式转向了电厂集中供电的模式。它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就像煤气、水电一样，取用方便，费用低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的。
老槐常常这样解释云计算，为不懂云计算的人扫盲。
简单说来，云计算就是使用网络服务来满足我们的计算需求，云计算包括使用软件应用、存储数据、使用计算能力，或者使用平台来构建应用。有人认为，云计算其实就是IT服务外包，这个比方相对于老槐的解释更容易理解，至于是否准确则另当别论。
刘炜说，（图书馆界）对云计算最大的争议，其实并不是在云计算本身，而在于一种态度。很多人并不愿意搞清楚云计算是什么，就把它归入一种时髦或炒作，就本能地分泌肾上腺素。这些人以学术正本清源为己任，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他们恐怕是搞错了做学问与实践探索的关系。
说实话，还是有点晕。
在将“云计算”引入图书馆界时，用刘炜的话说是“图书馆被裹挟着进入了云计算时代，选择的解决方案要适应技术发展趋势”，刘炜等一帮技术酒徒面临的最大的尴尬莫过于寻找图书馆界的第一朵云，最后总算被他们找到了，却发现是来自美国的云，OCLC的云。
NO8：云计算与图书馆
如此说来，CALIS管理中心总工王文清在“云计算技术在CALIS项目中的应用”报告中提及的云计算，不过是戴了一个“云计算”的帽子。
胡小菁的报告“云计算＠图书馆”中提及的云计算在图书馆中的一些应用，比如她认为远程访问的网络数据库是“云”，重庆大学图书馆杨新涯馆长对此有所保留，似乎这样的“云”在图书馆界太多了，多得有些不太正常。
比如李明禄教授认为，GOOGLE提供的Gmail服务是云计算服务，那么其他众多的Email服务是不是云计算服务呢？
从当天的会上还听到这样一个案例：重庆有一家为中小学图书馆提供自动化系统的公司，因为不堪逐家维护软件之烦，改用SaaS方式（云计算的一种主要形式，意思是软件即服务），但不敢用“云计算”的概念──有搭“云计算”概念顺风车的，也有这样的反例，说明云计算对大多数人还太陌生。
国内图书馆界懂得OCLC的云计算的人应该不多。按照刘炜的说法，OCLC想做图书馆界的GOOGLE。
刘炜认为，从图书馆内部的业务工作来看，由于现代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几乎完全建立在计算机和网络基础之上，如果整个架构向“云”中迁移，传统的业务流程将被逐一拆解，然后组合、外包（或内包）、虚拟化。
OCLC目前所提供的方案，就是这个模式。其宣称的服务目前还只包括搜索（整个WorldCat和本地资源）和编目（即OCLC早就有的联合编目），其即将推出的模块有流通、传递（delivery，基本上就是它先前的馆际互借）、印刷资源与电子资源的采访、许可证权限管理以及另一些管理功能。
OCLC宣称它的云服务与其他IT厂商的产品兼容，而且其服务可定制，并非竞争关系。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当前情况下，其它IT厂商已经不是必不可少的了。OCLC拥有广大的图书馆会员，并占据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MARC数据，还拥有制定行业标准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方面就比单纯的图书馆IT方案提供商或者数据发行商，竞争力不知道强多少倍。
估计OCLC的下一步，将继续以整个图书馆行业（它的数万家会员）为后盾，利用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数据基础和知识组织技巧（KnowHow），结合Web3.0（语义网技术），进一步体现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在刀光剑影、群雄并起的互联网世界争得一席之地。
面对OCLC的强势，图书馆如何作为？恐怕作为很小，特别是作为个体的图书馆。所有资源在云中皆表现为数据，书目是数据，电子书、数据库是数据，读者也表现为数据，图书馆的服务则大多表现为对数据的操控，而这一点几乎完全由OCLC来做了，只不过它能够提供足够灵活的定制功能，看起来图书馆只能在依据自己的情况和读者的特定需求做一些选择题，当然，这些选择题必定是在OCLC的框架内的。
如此强大的OCLC也不是没有问题，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会员制组织，它组织架构体制上的问题显现已久，资源有限，虽然目标远大雄心勃勃，但毕竟不能跟Google、亚马逊等业界一流企业相比。面对图书馆界的需求和呼声反应迟缓，漠视对会员的服务，对图书馆的合纵连横缺乏手段等等，这些问题使得它要想一统天下，不给其它厂商留下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特殊的国情，在中国，OCLC在数据和服务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优势，因此，刘炜乐观的认为，这应该给CALIS或国图等国内机构留下不少机会。
刘炜的言下之意无非是，OCLC毕竟是外国的一朵云，为什么国内图书馆界不能够有自己的一朵云呢？
老槐告诉记者，他之所以策划这样一个研讨会，是想让国内图书馆界都来关注和研究云计算，他说，云计算如果能够在图书馆界普及，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到那时候，对于中小图书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购买服务器，也不需要专业的IT技术人员，中小图书馆通过远程计算机开放的端口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IT服务。
当然，现在还言之过早。因为，图书馆界还没有升腾起这样一朵“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NO9：从上海到苏州
当天下午结束“云计算与图书馆”研讨会的行程，因为路上耽搁的缘故，匆匆赶到苏州，已经是晚上九点，苏州图书馆馆长邱冠华一行仍在会议下榻的宾馆三元宾馆忙碌。
老朋友相见，“分外眼红”，这份热情一扫记者疲于开会的劳累。
在记者的印象中，有两个宾馆承办学会的会议最多，一个是国家图书馆斜对面的首体宾馆，一个就是苏州图书馆正对面的三元宾馆。苏州图书馆在三元宾馆至少承办了学会三次大会，2004年年会，2008年新年峰会，以及第二届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
苏州图书馆在很多图书馆人眼里显得非常亲切，知名度节节攀升，这与他们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二天会议报到时，见到了中图学会副秘书长孙学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王波和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徐雁等一帮老朋友。
当天的重头戏是王余光在苏州图书馆苏州大讲坛的一场报告：“从《诗经》、《周易》中看——中国先民的恋爱与婚姻”。
王余光认为，《诗经》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有史料价值的古代文献。《诗经》中某些诗歌记录了商、周民族起源的传说，商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周民族早期活动的历史，都极有价值，并成为《史记》所依据的材料之一。
《诗经》作为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迷人的艺术魅力，为后代诗人墨客所敬仰、学习、借鉴，强烈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诗经》中不少诗非常好懂。其中最晚的诗到现在也有3000年，但其情感描述跟我们今天仍很吻合。以《溱洧》为例：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该诗写于春秋之时的郑国，地点在今河南新郑县，溱水尚存，洧水现名双洎河。记叙的是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的时候，青年男女来到溱、洧之畔沐浴嬉戏。他们手拿兰草，又互赠芍药，以表达心中之爱。
王余光据此认为三月初三应为中国的情人节，定情之花应为芍药。
《周易》比《诗经》成书年代更早，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与中国先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有大量篇幅反映了先人的婚姻状态。
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周易》是一部占卦的奇书，王余光在谈及自己为什么会研究《周易》时是这样解释的，他年轻时的一位老师业余研究中医，问其原因，答曰不能教书时可以到农村当一个土郎中。他深有所感，但又怕郎中太多不能维持生计，就不用中医而学《周易》，如此不能教书还可以给人算命。但某一次他在公园碰到到处都是算命的，且开口只要几元钱，让他顿时绝了算命的后路，而一心放在教书育人上。
王余光一个半小时的精彩解读，深深地吸引了听众，让人久久沉浸其中。其妙语让人开怀，智言发人深思，幽默令人捧腹感染了所有现场观众，让大家再次重温了经典，体会经典著作的永久魅力。
中图学会副秘书长孙学雷就感叹，听了王余光的讲座，改变了她过去认为图书馆界缺少文化大家的片面认识。
NO10：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王余光是中图学会首届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的主任，他是图书馆界倡导阅读的灵魂人物，他的口号是“让读书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直是一个甩手掌柜，主要工作都是由东莞市图书馆馆长李东来、苏州图书馆馆长邱冠华和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等几位副主任来承担的。
在7月份召开的学会八大上，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之所以要更名，用新当选的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吴晞的话说是：去掉指导，倡导平等，更名实相符，理念鲜明，体现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七届一次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这对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可持续地在全国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委员会每年研究确定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的主题，制订年度工作计划，通过学会组织体系向全国图书馆界发出通知，推动并指导各地区、各级各类图书馆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
在新一届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陈力对上一届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的成绩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陈力说，4年来，委员会的工作始终与中国图书馆学会整体工作保持一致，融为一体，因而得到了分支机构和地方学会，以及各级各类图书馆的积极响应，各种大型广场活动、贯穿全年的读书活动精彩纷呈，许多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城市里、一个区域内、一个系统中组织开展阅读活动的主导力量和核心机构，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200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创立全民阅读表彰激励机制，对图书馆阅读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和机构进行表彰，阅读委员会成为这一机制的主要策划者、参与者和实施者。2007年委员会创办“全民阅读论坛”，对阅读开展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与探讨；委员会对图书馆阅读活动的学术研究和经验总结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在王余光主任的倡导下，在苏州、东莞和深圳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策划编辑出版了《书与阅读文库》、《中国阅读报告》丛书，创办了《今日阅读》会刊，促进了阅读推广活动成果的转化与普及；通过举办配套讲座与展览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读书活动，不断开拓创新。
在本次成立大会上，阅读推广委员会所辖专业委员会由上届的6个发展为15个，这预示着图书馆全民阅读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吴晞主任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让阅读回归图书馆学的主流领域，让图书馆学重新审视阅读在学科中的重要位置，是一代学人的责任，更是图书馆工作的迫切需要。
可喜的是，业界有识之士已经形成共识。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通过了《图书馆服务宣言》，提出，“图书馆努力促进全民阅读”，标志着中国图书馆界在阅读与服务的理念上与国际接轨。多位学者提出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倡导保障公民阅读的权利，消除公众的阅读障碍，让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这些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吴晞对新一届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工作充满了自信与豪情，他说：“今日多一读书之士，他年多一报国之人”，古人尚且如此，况我辈乎！
NO11：让阅读成为习惯
用一句俗一点的话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会议结束之时，作为上一届的主任，王余光再次被请上主席台，这一次他的发言没有底稿，完全是即兴发挥，真情流露。
阅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是人们获取知识、启迪心智的最基本途径。可以说，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阅读的历史。世纪之交，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阅读文本的通俗化、多元化、图文化、电子化和网络化，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使社会进入一个视觉文化和网络文化的时代。可以相信，阅读还将迎来更多的改变和突破，但“形式的改变往往与内容无关，无论是青灯黄卷式的阅读，还是即时的在线浏览，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力量是永恒不变的，即使将来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依然离不开人类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抚慰，离不开回忆和梦想。”阅读将是人类永恒的生活方式。阅读不仅使人获得知识，还可以使人变得安宁，减少浮躁气。在如今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中，培养文本阅读的兴趣、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尤为重要。
读书风气是一个社会文化风气和道德风气的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文明理念的传播都有赖于阅读的传播。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对阅读的热爱程度。许多文明国家都把全民阅读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措施，通过国家行为加以推动。国际社会也通过“阅读力”评价各国文化建设。推动全民阅读、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积极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图书馆作为书香社会建设中的主要阵地和中坚力量，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成为阅读社会的心脏，在倡导全民阅读、提供终身阅读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近些年来，图书馆不仅为公众长期、终身阅读提供保障，还通过推荐书目、协助社区和家庭开展亲子阅读、开办讲座等活动来引领市民阅读，努力做好公众阅读推广、阅读指导的社会职责。
另一方面，阅读除了需要大环境的营造，还取决于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阅读习惯的人们，比那些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更容易去阅读。因此，我们提倡家庭阅读，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孩子们从小生活在书香四溢的家庭气氛里，乐于享受阅读的美好时光。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将购书经费列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懂得多读书、读好书，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王余光认为恰恰相反，国人缺少阅读的热情。中国自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并没有促进出版事业的快速进步，这足以说明了阅读没有市场，老百姓买不起书。德国古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受到非常快的普及，导致了一次媒界革命，在50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就已经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1200多万份印刷品，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王余光因此相信，培养读者的兴趣，是阅读推广的核心和着眼点。他说，打开一本书，看到里面的好景致，你一定还想以后继续来看，让读书成为你的一种习惯，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就能清醒而自在地活着。在这之中，图书馆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为公民继续教育的中心，它就像一个城市的文化心脏，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了，城市的文化就衰竭了。所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需要想方设法，让更多的市民走进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姜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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