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存在的理由

 杨晓升 

迄今为止，人类最可怕的疾病是癌症。在世人眼中，癌症等于死亡。谈癌色变是世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常态，于是有了关于癌症的名言：癌症患者“首先是被吓死的，其次是被治死的，再次才是疾病本身致死的”。

如今，在中国各大中城市，正规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每年都会组织职工进行健康体检。然而，每年自愿放弃或拒绝去体检的职工并不少见，因为他们害怕体检，用他们的话说“病是查出来的，不查啥病也没有”,这话颇有些掩耳盗铃；而前去体检的职工，最担心被冷不丁查出癌症，所以每次体检前不少人都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唯恐癌症的大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那个别不幸者，一旦被检出癌症，便一如被判处死刑的嫌犯，自身及家人的生活瞬间如天塌地陷，世界末日降临。所以在中国，假如某人被不幸检出癌症，家人大都会千方百计对患者隐瞒真相，而善良的医生出于好心，一般也会配合亲属编织谎言。

然而，善良的愿望是否能结出美好的果实？患者亲属和医生的好心是否能让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结果呢？未必。多年来，我听到过太多有关癌症患者的故事，知道有不少癌症患者，在亲属过度的善良和美好的谎言中丧失了自己原本应有的知情权和治疗方式的选择权，被动接受医院近乎残酷的治疗，身体在治疗的同时备受折磨甚至摧残，继而懵懵懂懂“含冤”死去。奇怪的是，在舆论多元并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唾沫能淹死当事者”的世俗中国，世人对此类事件在处理方式上却高度一致，大都认为对自己的亲人隐瞒癌症真相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但是，假设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样的质疑就一定正确、就一定合情合理吗？假设一开始便让患者本人知道癌症真相，对患者本身及其治疗就一定是有益的吗？如果设身处地地替患者的亲属着想，从一开始就将癌症真相告诉自己的骨肉至亲、尤其是自己年迈的父亲或母亲，你做得到吗？这就是生活中的两难，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所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都不是非此即彼，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许多时候人们都会很无奈甚至很无助。

米兰昆德拉在关注“小说死亡的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义。”我以为对于小说作者来说，米兰昆德拉的这段话十分重要。

[作者简介]杨晓升，籍贯广东省揭阳市榕城镇。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同年分配至《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现在《北京文学》任职，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评论等两百多万字。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中国教育，还等什么》《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六月风暴——拷问中国教育》等。曾获2004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等。本刊曾选载其中篇小说《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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