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红包背后的人情世态

                                                        杨晓升

俗话说：“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这话虽然说得在理，可惜只是善良人的一种美好愿望，一厢情愿而已。

就说疾病吧，谁都想躲，谁都不愿意得。可人不是神仙，都是饮食男女，都离不开吃五谷杂粮、油盐酱醋，疾病真要来袭，你怎么能够躲过？即便你目前身体强健，暂无忧患，甚至都很少感冒发烧，可以不看医生，也大可不必三头两天去医院排队受挤乃至长时间闻那刺鼻的来苏水味。可你能保证你的父母妻儿或者别的亲人不患疾病不去求医问药吗？

我本人是个康健人，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得，医院和医生对我来说原本是陌生的，可最近几年我逐渐对原本陌生的医院和医生熟悉起来。因为我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周围还有各种各样的亲人。

因为有幸生活在北京，我同众多的北京人一样名义上拥有全国一流的医疗条件。因为不幸生活在北京，我也有机会感受到北京那些大医院长年累月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的窘境，因为全国患者都冲北京一流的大医院长时间纷拥而来。为了能挂上一个专家号，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在那些知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排队等候的情境，多少年来已经是屡见不鲜。有的甚至提前到上半夜的十一二点便开始排队，无论春秋，亦无论寒暑，那种长时间的等待，虽苦不堪言，却也早已经见怪不怪。即便如此，排队吃苦的人还不一定能挂上专家号。于是，票贩子应运而生。于是，票贩子屡打不倒，屡治不愈。

三年前，我因接父母到北京治疗眼疾，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看病的艰难。

两年前，我又因接姐姐到北京做切除听神经瘤手术，再次亲身感受到看病的艰难。

事实上，我并没有去排队挂号，因为我没时间、也忍受不了那么长的排队时间，关键问题是排队不意味着一定能挂上号。所以，我每次都是调动自己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三托四托费尽周折通过熟人或朋友找到相应的专家。每次专家号也都挂上了，每次治疗效果也都不错，但我并不因此而少感受到看病的艰难与艰辛。因为我自己不去排队，却目睹医院里夜复一夜长长的挂号队伍和日复一日拥挤不堪的医院，内心时常感慨不已。我托人找关系最终让亲人得到治疗，所经历的周折，所体会到的人生况味，既真切又历历在目。我求医的过程中，还有一条长长的丝线贯穿始终：人情；这当中有一样东西你又不能不考虑：红包。人情使你得到了帮助，红包是世俗教你对人情的应有回报，尤其是对主治医生。谁都对医生收红包深恶痛绝，可谁都又热衷并千方百计要给主治医生送红包，这是一种悖论，却又是生活的真实。不如此，患者和家属就不放心。所以，现阶段，舆论都在指责医生收受红包，社会上所有的人也都几乎认为医生都在收受红包。假若事实真的如此，这篇小说就丧失了诞生的理由和根基，因为过程和结局早被公众和读者所预料，作者将大家熟悉并认为理应如此的生活写出来，这样的小说还是小说吗？这样的小说还有价值吗？

 在我看来，小说存在的理由在于出其不意，在于挖掘生活中那些微妙复杂、难以言说的人情世态和隐秘情感。给医生送红包和医生收受红包，如今在中国已经是大家熟知的事实，但不收红包、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也并非没有。我姐姐做脑瘤手术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让她放心，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姐姐手术中免受更多痛苦并保证过程顺利乃至走向成功，迫于世俗压力和家人朋友劝说，我也不能免俗，我也想方设法要给主刀大夫送红包，不料却被明确拒绝，小说中那个送书夹红包的细节就是我精心设计并亲身经历的，而主刀大夫拒收红包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红包被拒收之后，我和家人一开始都惴惴不安，放心不下即将进行的手术。可结果却证明：我们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这次手术非常成功，送不送红包与手术成功与否毫无关系。甚至在手术之后，我想约请那位姓贾的主刀大夫吃饭以示答谢，人家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对此，我和家人除了感动还是感动，除了敬意还是敬意。心想眼下虽然世风日下，但高尚和高贵的人并未完全从这个世界消失，内心不由氤氲起丝丝暖意。所以，《红包》纯属有感而发之作。

 感谢《小说月报·原创版》让我重拾久违的小说创作信心，感谢《中篇小说选刊》扩大了拙作的受众面并让我刚刚获得的这种信心得到进一步巩固。

                          2010年9月30日匆于北京海淀区厂洼寓所

                               （原载《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