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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1）
(2007-06-03 11: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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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
分类： 报告文学 |
·长篇报告文学·
我一向认为，揭人家的伤痛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情，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但这一次，我不得不去做有生以来第一件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因为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情，不像那些天生好奇的人那样只满足于寻找街头巷议的佐料而不惜幸灾乐祸地去窥探人家的隐私。我所要做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牵涉到那些不幸地遭受到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而且关系到当今中国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乃至关系到中华民族自身的生态现状以及中国的未来。所以，即使我认为不应该去揭人家的伤痛，即使这件事情做起来极其艰难甚至是艰苦卓绝，但我还是决定要做。
我之所以下这么大决心，其实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了。那时候，也还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个案震撼着我、撕扯着我非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只因为我这个被朋友和同事认为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其实首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俗人，我的血脉里天生涌动着与绝大多数人一样的七情六欲。我非常热爱生命，非常热爱生活。我尤其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憨态可掬或天真无邪的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频频注目，胸间无限温柔地涌动着喜爱与怜爱之情。
记得在我尚未结婚、还恋爱阶段的时候，有一次与女朋友上街，途经一家幼儿园时，我对隔栏而望的一群孩子喜不自禁，默默注视，留连忘返，几乎忘了身边期待陪伴的女朋友。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不仅丝毫没有影响女朋友对我的爱恋，我喜欢孩子的特点相反却更坚定地促成了我俩之间的婚姻。待到我们有了自己聪明伶俐、漂亮可爱的女儿，我更是无可救药地喜爱无比。只要一到下班时间，我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牵挂自己的女儿，恨不能早一点见到女儿，与女儿一同嘻戏玩耍。堂堂的七尺男儿，竟然如此儿女情长，这在如今我的许多同龄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甚至是很没出息的事情，但对我来说纯属生性使然。而“喜欢孩子”这一点，在妻子看来却偏偏成为我身上最大的优点，用她的话说，“这才有人情味”，所以她愿意跟着我。
然而我毕竟又是搞文学的。搞文学的人喜欢胡思乱想。当我像中国繁华都市里许许多多三口之家的家庭那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忽然间却害怕失去什么。以至于后来，当我接二连三地从媒体上获悉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时候，我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言状的颤痛与同情。联想到街头上随处可见的“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公益广告，看着广告上那对年轻夫妇那么忘情、那么心花怒放地呵护着怀里那唯一的掌上明珠——那一个如花似玉、活泼可爱的孩子，我不知怎么地就生出一个极不应该、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假设：那对年轻夫妇倾注了无限心血、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唯一一个孩子，假如将来的某一天因为某种不可预测的因素、某种无法抗拒的外力的摧残，不幸地如花一样夭折、似玉一样破碎，这对原本无比幸福的夫妇将如何面对这种灾难性的打击？假若这对夫妇因为年龄或健康的原因从此不能再行生育，他们又将如何面对生老病死、度过那风烛残年的余生呢？
我为自己这种近乎荒唐的设想不寒而栗！
但在中国，自古就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说——谁能否认我这种近乎荒唐的假设存在着变成现实的可能？所有追求幸福、祈求平安的人们，哪怕是达官显贵，又有谁能保证自己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不受天灾人祸的随时袭击呢？
没有，从来没有。
所以，面对那不幸遭受灾难的家庭，我无比痛心，也充满同情。我不忍心触痛他们，可同时又渴望走近他们，甚至带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渴望着进入他们的生活，以自己多少有些不自量力的关心、同情与开导去抚慰他们那受伤的、至今仍汩汩滴血的心灵。我想从他们所经受的打击，所面临的困境中考察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家三口、“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的血缘生态现状，乃至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影响。
所以，我想对那些我渴望采访、被我无意触痛的家庭和当事人说：原谅我吧，我走近你们，不仅仅是为完成我自己认为此生不得不做的一个社会使命，更为了你、我、他——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家庭，从现在开始直至未来，能生活得更加美好！
1999年元月19日的那个早晨，北京的冬天一如往年日短夜长。
已经是6点半了，但天仍灰蒙蒙的。正在上高二的女孩张晔像往日一样推起自行车走出家门，与邻居的另一位女同学一道冒着瑟瑟寒风，骑着车前去上学。今天，是学校期末考试的第一天，身为学习委员、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张晔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对这次考试充满了信心。
天空的东边，朝霞如血。街道的中央，人影幢幢，你来我往。
张晔与同伴一前一后，一路说笑地朝学校的方向驶去。行至离家不远的拐弯处，一辆面包车突然如脱缰的野马从侧面疾驰而来，两位如花少女还来不及躲闪，便先后被撞倒在地，血溅街头。
这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色早晨。这时候，天色依然朦胧。两位少女的青春热血却染红了北京的街头，这骇人的血色透过氤氲朦胧的晨色，与天边的如血朝霞渐渐融成一体。天地间顿时红成一片，空气中刹时间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各种路过的机动车不约而同，“呜呜”地发出凄然的哀鸣。
在两位少女的出事地点——北京南郊南苑机场附近的那条依旧昏暗的小街上，过往的路人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了，人们纷纷停止赶路，有的惊呼，有的哭喊，有的观望，有的则焦急地张罗着打110报警。
那位肇事的司机，经过一夜的疲劳驾驶，困顿麻木的神经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震醒了。他先是惊恐，接着是懊丧，面对众人的围困和指责，他别无选择地在好心人的督促和协助下，将两位被自己撞倒的、鲜血淋漓的少女匆匆地送到附近的七一一医院。
父亲张立军是在女儿被送到七一一医院抢救之后才得到消息的。
事实上，女儿出事的地点距离自己的家门口也就几百米远，可张立军和妻子王俊玲对此一无所知。女儿离开家门之后，张立军也上班去了。妻子刘俊玲虽然下岗在家，对此却浑然不觉。张立军大约是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才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当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才又想起早上刚上班时，有一同事说起早晨距家门口不远处发生的那桩车祸。但那时候晨色朦胧，那位同事并未看清被撞的人到底是谁。张立军于是也没太在意，那样子就如报纸和电视新闻上时常报道的车祸新闻一样，听起来虽然令人伤心，但毕竟与己无关。他总觉得，那样的不幸事件离自己毕竟很远很远。而现在，张立军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以往看似遥远的不幸已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当他的另一位同事、好友马秀魁将女儿车祸的消息告诉他时，张立军心一沉，忽然间便有一种不祥之兆。
其实，马秀魁在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张立军的时候，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作为张立军多年来最好的同事和朋友，马秀魁知道张立军患有心脏病，经不起外来的严重刺激。所以，在将张晔出事的消息告诉她父亲张立军时，马秀魁竭力地搜索着适当的词句，尽量地轻描淡写。
马秀魁对张立军说：“立军，听说你女儿让车给撞了，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吧。”
张立军一听，虽不大相信，但也顾不上多想，匆匆地跟着马秀魁赶路。此时此刻，虽然他内心隐隐约约感觉到大祸临头，但同时还心存侥幸。他想：女儿被撞伤了，但不见得会那么严重吧？
张立军是被马秀魁架着走进医院的。一路上尽管他尽量往好处想，但仍然感觉到内心发慌，两腿发软，以至于无力爬医院的楼梯了。马秀魁好说歹说，才说通了医院里的电梯司机，架着张立军坐上了电梯，到了医院的急救室。妻子刘俊玲这时候已先他一步赶来了，是街坊告诉她的消息。
女儿被撞的情况比张立军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张晔出事至今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张立军的另一位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在向我描述车祸的惨状时，仍感到毛骨悚然：“这孩子满脸是血，头发全撇了，脑浆汩汩地往外淌。我一看都傻眼了。立军的同事好友几乎都赶到医院来了，见这阵势都纷纷恳求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孩子救下来！”
同事和好友都没敢让张立军夫妇进急救用的隔离室，怕他俩受不了。
直到医生让看拍出来的X光片子，张立军夫妇才知道女儿已经不行了，医生尽可能平静、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说，“张晔的生命最多能维持3天”。但夫妇俩仍声泪俱下地恳求医生全力抢救，说哪怕是个植物人也要留下，因为张晔是他们的唯一一个孩子啊！这个已经长到17岁的“唯一”如果都没了，自己这一辈子还会有什么指望呢？
七一一医院的医生是善良而负责任的。这所远离闹市、位于京城南郊，平时并不为京城多数人所知道的医院，无论是普通护士、医生，还是科室主任乃至院里的领导，都对张晔这朵突遭蹂躏、行将雕谢的少女之花以及她的父母投以深深的同情。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毕竟只有一次，既然这年轻生命之火并未彻底熄灭，既然这生命的父母如此痛不欲生地渴望留住这年轻的生命，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全力抢救呢？
手术与护理在这所医院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医护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力投入了对张晔的救护行动。
一天，两天，三天……张晔的生命之火在风雨飘遥中顽强地燃烧着，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满怀希望地祈祷着这羸弱的生命之火能永久地持续下去，期待着这无限宝贵的青春生命能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发生奇迹重获新生，这种祈祷与期待一直进行了9天。当第九天的如血朝霞照常映现蓝天的时候，张晔这盏燃烧了17年零265天的生命之火，还是无情地、令人遗憾地彻底熄灭了。
与张晔一同被撞倒的那位同学却很幸运，虽然留下终生残疾，但毕竟保住了生命。
我是在距离张晔出车祸的数年之后才开始对她的家庭及亲友进行采访的。实际上，张晔1999年元月19日早晨出车祸之后，我便在同年3月29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读到了张晔出车祸的简短消息。我之所以留意这则简短消息并且小心翼翼地将那则消息保存下来，是因为我早就开始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事件的关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思考。
从开始关注到进行实质性的采访，为什么有那么长的时间距离呢？
我想除了自身公务缠身，其他的原因也许不言而喻。与记忆中一部文艺作品的篇名《不要惊醒死者》意思截然相反，我内心深处一直是诚惶诚恐地不忍惊扰生者的。我这里所说的生者，当然是指那些受难家属。我所说的不忍惊扰，则是指不忍心早早地惊扰——当受难家属伤痛未愈的时候，有谁忍心再去触痛他们心头的创伤呢？
几年过去之后的2002年元月的某一天，我却不得不进行这项对任何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都将是极其艰难的采访。
当我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地按照114查号台得到的号码拨通北京电器元件厂的电话，期望查阅到张晔父母张立军和刘俊玲的联系方式的时候，不想事情进行得比我预想的顺利得多，因为接电话的恰好是张立军的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先生。余小云听我说明意图，其所流露出来的热情令我意外。他说您想了解张晔车祸事件的来龙去脉，那好啊，我们正在帮助她父亲张立军忙乎打官司呢！余小云立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另一位同事、同样是张立军好友的马秀魁。他们仨都是同事和好朋友，现在工厂不景气，他们仨都下岗了，自己都在外面找活路。余小云说马秀魁更了解张立军一家目前的情况，而且能说会道。余小云还自告奋勇地说我跟马秀魁打个招呼吧，让他安排个时间接受您的采访。我说我想和你们俩人都一块聊聊，余小云爽快地满口答应。
过了两天的一个下午，两位中年男子应约来到我的办公室。从外表上看，余小云清瘦，马秀魁魁梧。但俩人都古道热肠，说起张立军的事，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既痛心惋惜，又忿忿不平。
几年前张晔出车祸被送进医院救治的那段日子，余小云和马秀魁都极其仗义，他俩自始至终奔前忙后。时至今日，他俩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的事打抱不平并忙碌呢。
说起张晔的夭折，俩人都痛惜不已。
马秀魁说：“张晔那孩子学习可优秀啦，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她学校的同年级中都能进入前十名。那孩子一米七二的个儿，大眼睛双眼皮，要个儿有个儿要盘儿有盘儿，唉！太可惜了……”
不过要说张晔的学习成绩，余小云更有发言权，因为他儿子是张晔的同学。
余小云承认：“张晔学习成绩真的是好，比我儿子好多了。这么说吧，要是张晔考五百九十分，我儿子顶多能考五百八十分。她原本是要上清华附中的，就是差那么一分两分的没考上，最终上的十八中也非常不错。我儿子成绩都不如张晔，可我儿子现在都已是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张晔要是不出车祸，现在也该是名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啊！唉……”说着，他不住地叹息、摇头。
马秀魁接着说：“张晔这孩子真的是很灵气，很懂事，干什么都很有热情。那年放暑假，她去推销化妆品，干得蛮像回事。有一次她去我家，跟我女儿一起唱卡拉OK，嘿——我发现她唱得很不错！她的书也看了不少，一部美国小说《飘》她看得很入迷，看完了还津津乐道地向大伙讲那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好。”
我问马秀魁：“你女儿也是张晔的同学吗？”
马秀魁答：“不是。我女儿比张晔大多了，现在在《电子时报》工作。”
听着他俩对张晔的描述，张晔的形象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张晔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不但形象挺拔出众，而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就是在出车祸前的高二那个学期，张晔既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又是学校里的升旗手。她的人缘很好，学校得知张晔被撞的事后，组织学生捐款一万多元。同时，张晔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纷纷前往医院探视，为张晔叠了一千只纸鹤，为她祈求平安……可想而知，这样一位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17岁少女，做父母的在她身上寄托着多少希望和梦想啊！
张立军是知青出身，属于人们说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搞技术的，在市政公司工作，修过天安门和北京站广场，文革时也挨斗。他母亲是家庭妇女。张立军那时兄弟姐妹一共6个，就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大。
1968年12月底，张立军刚满16岁，就跟着他哥哥到山西太谷县农村插队，在农村整整干了14年，回城时已经30岁了。刘俊玲也已28岁。刘俊玲的家境比张立军好些，她兄弟姐妹4人，父亲在建筑公司工作，母亲则在外贸公司任职，刘俊玲在家里排行最小。张立军和刘俊玲是回城后在工厂里认识并自由恋爱的，1980年结婚。1982年4月29日，张晔出生。张晔出生时脐带盘在脖子上，差点出了危险。但老辈人说，小孩出生时脐带盘上脖子，那是背着书包呢，长大了一定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是一个有出色的读书人。这虽然有点迷信之嫌，但张晔的成长历程又多多少少正印证着老辈人的这种说法。假若不发生意外，张晔是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份不错的工作的。两位被文革耽误，都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中年父母，平日里恩恩爱爱，不玩牌不吸烟，满心欢喜全身心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指望着这唯一的女儿一年多后能顺顺利利考上大学。
可天有不测风云，谁曾想到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和睦幸福的三口之家，会被一场飞来的横祸无情粉碎呢？
如此沉重的打击，对任何一个三口之家来说都是致命的。
马秀魁讲：“出事那天，我在医院一直守着张立军，怕他受不了打击，因为他有心脏病。孩子就在医院的隔离室中抢救，他想见又不能见，也不敢见。临告别时才见了一眼，那时医生已给张晔整了容，不然张晔那血淋淋的惨状，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都受不了，何况她的父母？”
马秀魁叹了口气，又接着说：“张晔的丧葬和骨灰的安放也费了一番周折。火化时我们都没让张立军他们夫妇去，那时他俩都哭成了泪人，本身身体又都不好，再有个三长两短可受不了。我们只让他外甥去帮着料理，张晔的同学来了一百多个，也都跟着去参加告别仪式。对于骨灰的处置，他们夫妇俩开始坚决不留，既想空（航空）撒又想海（大海）撒。但那时他们精神都处于非常状态，我们怕他们将来反悔，就悄悄留了下来。后来他们也明白了，就先寄存在张晔的姥爷那儿，因为他姥爷信基督教。第二年她姥爷也去世了，她姥姥说放在一块吧，最后张晔的骨灰和她姥爷的骨灰一起安放在西北望一块基督教的基地上……”
张晔车祸的肇事司机叫朱银友，是安徽省来京打工的农民。出事的那天早晨，他是疲劳驾驶，在出事前的那一瞬间由于打盹将急刹车错踩到油门上酿成了惨祸。
在路人的督促下，朱银友还算知趣，他在众人的帮助下将两位被自己开车撞倒的少女送进了附近的七一一医院，还主动拿来了1万元医药费帮助救治。
交通大队的调查结论是：司机应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他们将朱银友开的那辆白色小面包车扣在了交通大队。
那时候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悲痛欲绝，他们在亲友和同事的帮助下全身心投入到对女儿的救治上。由于交通大队已介入处理车祸事件，车祸刚发生时司机也在配合救治，所以他们并未意识到肇事者在经济赔偿上会发生什么意外。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张晔17岁的生命之火彻底熄灭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仍难以在丧女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却发现肇事司机朱银友不但再也没有露面，而且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为抢救女儿，张立军夫妇倾尽了一辈子的积蓄，将家里的三、四万元全花光了。这区区的三、四万元当然不够，张立军的哥哥给拿了2万元，山东的一位朋友送来了1万元，加上肇事司机拿来的1万元，还不够，七一一医院出于人道与同情，也减免了一些医药费。
实际上，张立军不是那种不明事理、得理不饶人的人。相反，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尽管女儿的不幸夭折给他带来无尽的创痛，但他并不想对肇事者做过分的纠缠和苛求。他认为孩子既然死了，再不能复生，对方该怎么赔偿，都按法律认定的办。肇事司机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人，生存也不容易，“咱也别扼人家”。他还将女儿学校从学生中募捐送来的1万余元的捐款送回学校，执意让老师们退还给学生。他说大伙儿活得都挺不容易的，“咱干嘛去增加人家的负担？”
然而，面对逃匿的肇事司机，张立军无法沉默。
一纸诉状送到了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丰台区法院也受理了此案。
一审判张立军胜诉，由肇事司机朱银友和车主李秀华共同赔偿车祸并致死张晔的医疗费及家属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11万余元。李秀华是北京大兴人，他是因做熟肉生意与朱银友成为朋友。据李秀华讲，朱银友是借他的身份证买的车，法院根据法律判11万余元由肇事司机与车主共同赔偿。
李秀华不服，他说我没撞人，凭啥要我赔偿？为此，他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经调查，二审维持了原判。但也略有调整，因为肇事司机朱银友畏罪跑了，判车主李秀华先代为垫付赔偿金。但车主拒不执行。
张立军花了数百元手续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两三个月后，张立军和朋友马秀魁、余小云等跟着法警，驱车来到位于京郊的大兴县李秀华的居住地，但李秀华已人去房空。周围的人都说，已经好长时间没看到李秀华了，他也没回来。显然，他是负案逃匿了。
望着那空空如也的房屋，张立军的心如行将下雨的天一般，刹时间阴沉下来。这种郁闷的心情与丧女的悲伤夹杂在一起，一直萦绕于胸。
直到2000年，法院的法警才在青海抓住了肇事司机朱银友。朱银友身无分文，但他拿出了购车保险单，交给了交通大队。按保险单上的保额，保险公司最高能赔5万元。张立军心想这保险额连同那辆肇事白色面包车的价值，这回有希望拿到赔偿金了。于是，他随朱银友拿着保险单到北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索赔。但人家拿过保单一看，说这不是北京的保单，是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下属一家营业公司开的保单。经查询，方知1998年该公司在北京中保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前后也就一个多月，弄了些保费走掉了。北京的中保公司还告诉了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的联系电话。打电话一问，人家承认有这回事，但说办保单的那个机构解散了、那些人都不在了。但明眼人知道这不是理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这保单是你们中保公司的。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来到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但对方说必须是当事人、车主李秀华，再说那张保单的有效期是一年，现在已经失效，即使有特殊情况需要履赔，也须由车主本人经办。可车主不在呀，连影儿都找不着！很显然，保险履赔是没希望了。一行人毫无办法，一脸的怨恨，一脸的沮丧。最令他们不解的是，外地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易地到北京来开办保险业务呢，这样做履赔能有什么保障呢？！
保险履赔的路看来被堵死了。张立军心想先将那辆白色面包车卖了吧，那11万元的赔偿金能先拿回一点算一点。回到北京，他去找交通大队，说明来意。但交通大队的说法让张立军一下又傻了眼：凡交通大队扣押的车辆，按规定每天须交纳30元的存车费，那辆白色面包车已经被扣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须交给交通大队的存车费少说也得两万多元吧？可那辆白色面包车买的时候车价也就是4万余元，加上折旧，扣除交通大队两万多元的扣车费，这车还能卖几个钱呢？
无奈之中，张立军又找到法院，要求进一步对车主李秀华强制执行。但接待他的法官说，不是去过一次了吗？他人不在，我们也没办法。你能找到他吗？找不到怎么执行呀？
张立军一听，如骨梗喉。他从没打过官司，从不知道打官司这么艰难。自己是打赢了官司的呀，可执行起来怎么这么难呢？判决执行不下去，这责任难道只能让当事人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负责任了吗？张立军怎么也想不通。
时至今日，张立军打赢的官司仍搁在那里，能否执行遥遥无期。判决书上那白纸黑字写的11万余元的赔偿金，张立军仍一无所获。女儿车祸致死花去的那笔巨额救治费、葬丧费，至今仍分文无补。
人到了倒霉的时候，真的是一路不通便路路不通，干什么都不顺啊！
丧女的痛楚，打官司不断奔波的辛苦，索赔不成带来的无尽烦恼……这一切的一切几乎是席卷而来，一古脑儿地落到张立军和刘俊玲这对中年夫妇身上。他们感觉自己眼前的生活一如雪上加霜，异常灰暗、冷入骨髓；自身的伤口像被谁又撒了把盐，阵阵抽搐、疼痛难忍……
我是在马秀魁和余小云的热心帮助下才采访到了张晔的父亲张立军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采访完他们俩，便提出请他们帮助与张立军联系一下，讲明我的意图。我若自己找张立军，怕太冒失了，希望让马、余俩人同张立军事先沟通一下，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毕竟他们仨人都是好朋友，自打张晔出事，马、余俩人为张立军奔前忙后，直到现在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索赔的事奔忙操心。
腊月里，北京的天异常寒冷。寒风冷嗖嗖的，不时裹夹着混浊的尘埃，在孤寂落寞的胡同里蹿荡，让人感觉到人生的几分凄凉。
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现在居住在宣武区距离长安街不远的一个大杂院里。这处约莫二十来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是刘俊玲的嫂子暂借给刘俊玲住的。
痛失张晔这唯一的一个孩子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俩宛若惨遭严寒摧残的庄稼，原本生机勃发、挺拔昂扬的头颅一下全蔫了下来，精神的支柱几乎全垮了。
尤其是刘俊玲，面对女儿的突然离去，多少次她都哭得死去活来，多少个日日夜夜她都以泪洗面、噩梦重重。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女儿、那眼看着就要上大学的女儿忽然间便没了身影，永远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只要一回到南郊自己那套原本与女儿朝夕相处的楼房里，她便精神恍惚。她一会儿觉得女儿正在水房洗脸，那洗漱的水声清晰入耳。一会儿，她又仿佛见到女儿在写字台前学习功课的身影，灯光下女儿那熟悉亲切的身影历历在目……这样的错觉日夜出现，让刘俊玲一直精神恍惚，似梦非梦，亦真亦幻。这种状况连续不断，使得刘俊玲无法自已。往日贤惠利索、精神清爽的她忽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只要一回到屋里就时常发呆，枕食不安，神经兮兮的，精神几近崩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挥、挥不去，赶、赶不走，不仅使丈夫张立军日夜担心，就连刘俊玲自己也不免害怕。亲戚朋友看她这个样子，也都伸出关爱之手，劝他们俩不如暂时离开那个环境，到外边散散心。夫妻俩一商量，觉得在理，便搬到市中心的这处简陋狭窄的平房来了。春节的时候，夫妻俩还应表姐之邀到河北保定一带散了散心。
虽然住到了市中心，夫妻俩却也时常要回到南郊的那套两居室的楼房去看看。为了纪念女儿，将女儿音容笑貌永远地留住，那套楼房中女儿专用的书房，所有的用物、陈设，至今都过去两三年时间了却都纹丝未动。那张床，那张桌，那盏灯，那个书包，那些书和笔，以及女儿生前喜欢听的录音机和歌曲磁带……这一切的一切，让做父母的一见，就仿佛又见到了女儿，眼前又满是女儿的音容笑貌。因此，虽然女儿早已一去不返，但张立军和刘俊玲，从未商量，却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谁也不忍心去动女儿的那些东西，唯恐惊动女儿那渐渐安息的灵魂似的。每次打开女儿的书房，夫妻俩只是默默地看一会儿，然后各自拿一起块干净的抹布，小心翼翼地擦去女儿遗物上的那些尘埃……
虽然住到了市中心，但女儿生前的同学好友仍时不时前来探望张立军和刘俊玲这两位长辈。夫妻俩也很喜欢女儿生前的这些孩子，每次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倍觉亲切。张晔的这些同学好友，有的后来到城里来上高中，上下学路途遥远，张立军和刘俊玲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一直送他们上了大学……
在张立军现在住的那套平房里，张立军一个人接待了我。由于工厂不景气，妻子刘俊玲提前退休之后在外面找了一份零工，那天她在外面打工，都到傍晚六点多钟了，可她还未回家。张立军自己几年前下岗之后，跟着一同下岗的好友马秀魁在外面打零工，帮人家推销低压电器产品。俩人的收入加起来，勉强能够度日。
眼前的张立军跟我想像的差不多：宽肩大脸，典型的北京汉子。丧女的打击和岁月的磨砺，使这位年刚半百的北京汉子，容貌上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面对我的来访，早有准备的他仍愁云满面，心事重重。
问及小时候的张晔，张立军的声音缓慢而低沉——
“张晔这孩子刚出生时瘦长瘦长，几乎是皮贴着骨头。我还担心，这么瘦弱的孩子不知该怎么长大呢，可没想到一转眼十几年过去，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而且还很聪明，成绩一直很好。小时四年级时，老师就让她上讲台给别的同学讲数学。小时候，她还喜欢绘画，后来因为学习紧张，就没什么时间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孩子学习从来甭我们操心，特自觉，我们都看好她考大学。这孩子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人缘还特好。出事后同学纷纷来看望她，都以为能救活，都想看上她一眼。
“唉！发生这事儿，要说起来还有点迷信色彩呢。她出事的前一天，她骑的那辆自行车脚蹬莫名其妙地折了轴，我给她修好了车。头一天晚上，她去同学家帮同学复习，很晚才回来，我和她一块等她妈妈回来吃饭，饭菜我都做好了。她妈妈从姥姥家回来时，饭桌上三副碗筷都摆好了，叫她妈吃她妈不吃。她妈过来把其中的一副碗筷收了，不想刚拿过手就掉到地上，那碗碎了。当时我觉得心里哪儿好像不太对劲，可也没吭声。到了晚上，张晔进了里屋，说妈今晚我跟你一块睡吧，平时她都是自个儿在她的房间睡的，我见此状便说行，说着便到外边去睡。
“张晔她姥姥信基督教，平时她家里的人都爱跟着带十字架。考试前的那天晚上，张晔说妈你那个十字架给我戴着，明天我考试考好点儿——嗨，怎么说呢，这些事说起来是有点儿迷信。但回想起来，似乎又都是前兆……”
回想起女儿的车祸，张立军依然是满脸的懊悔。
据张立军讲，张晔出生于1982年4月29日，6岁时她开始上学。
我问：“张晔以前上学，你们做父母的接送吗？”
张立军说：“小学时当然要接送，那时候她还小。后来大了，就不怎么接送了。上初中她自己骑自行车。上了高中，因十八中路比较远，开始我们也不放心，接送了一段时间。我先骑车送她到南苑，然后坐我们厂里的班车去上学。再到后来，她自己就骑自行车了。”
“你们原来对女儿有什么期望呢？”
“我对孩子的要求是学习要好，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她从小特佩服周恩来总理，说将来我也要出国留学，想当教师或者律师。可真的是没想到……唉！现在说什么也没什么用了。”
说起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成长历程，张立军也不住摇头，感慨良多：
“我与俊玲相爱的时候，她的父母并不乐意，原因是我家庭出身的成份高。她父亲出身虽然也不算好，但他们毕竟怕女儿将来吃苦。那时候家庭出身不好，在社会上就抬不起头来，哪想到社会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啊。
“孩子出生后一直住在她姥姥家，因为她家有房，宽敞。孩子十一个月时我住在她家，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我被她父母打了出来。我这人脾气不好，到现在我都不去她家。那次被他们打出来后我半年多没见到孩子，待到元旦的时候我爱人才抱着孩子到厂里看望我。后来，孩子基本上是在她家长大的。所以孩子跟她姥姥姥爷都有感情。姥爷现在不在了，可姥姥还在，三头两天的要惦记外孙女。张晔出事之后，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敢让双方老人知道，怕他们都受不了。
“孩子出事后，带来的打击真是太大了，好长时间我俩都没缓过劲来。尤其是我媳妇，精神都快崩溃了！所以我特别紧张，生怕家里再出什么事。她受打击到了何种程度呢？她能说我到我妈那儿去，我说大冬天的咱们这里有暖气他们那里没暖气呀？她说我就得去我就得去！没办法，我只得找一位开车的朋友送她去。可到了那儿刚进屋门，她又会打电话来说你快来接我吧你快来接我吧——她真的是精神恍惚、六神无主了！在原来的那套楼房里住，我们真的是老有错觉，一进家门就总感觉到孩子就在跟前。尤其是我媳妇，老有一种幻觉，老觉得眼前有女儿洗脸的动作，要么就是发现女儿在跟前看电视。到了晚上更是老睡不着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床上老想着将来老了该怎么办呀？想得浑身发紧，因为想到老了要是病倒在床上，行动不方便了，拉一裤兜子屎啊尿的都没人给洗，那时候可就惨了……”
张立军哽噎起来，几乎没能再往下说。我心头一时也掠过阵阵凄凉。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可这唯一的一个孩子眼下却没了，永远不可能复生。没有孩子带来的骨肉亲情，他们的晚年能有真正的幸福吗？
显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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