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认为，从“道”的角度看，当天地阴阳二气聚合时人就出生。人生存在世上就像骏马驰过一样，稍纵即逝。正由于人生短暂，故应树立“保身全生”的观念以适应自然运行的规律与事物变化的情理，从而达到“道”的境界。所谓“保身”，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使自己不受社会非理性的伤害；所谓“全生”，就是指以生命为人生命活动的目标，人生的存在就应维护一个完整的生命。
怎样才能“保身全生”呢？在庄子看来，就应那些顺天地、忘物我而获得绝对自由的得道的人一样，做到“无功”、“无名”与“无己”。“无功”、“无名”，指不求有功有名。相对于“宾”这个“主”来，“名”只是“实”即名声是实体所派生之物。道德之所以沦丧，是由于追求好的名声所致，因而名声也就成了人们互相倾轧的祸根。例如。尧与禹之所以“用兵不止”、“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人问世》）在《让王》篇中又指出：“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这既褒扬了能够珍重生命的人，也贬抑了居高官享厚禄而轻视生命的人。所以，对富贵、功名与利禄等物欲应持自然无为的态度，适可而止，绝不宜过分追求。如果不加节制，任其膨胀横流，就会为其所役使，势必伤身残性，甚至丧失生命。当今社会生活中，不是有些人为一己或家庭之私，不择手段地沽名钓誉，贪污受贿，走私贩毒……，拼命敛财而不顾党纪国法，以至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样的教训是惨痛与深刻的！
如果说，“无功”、“无名”是一个层次，指对身外物累的决裂；那么，“无己”则是另一层次，指对自我本身的抛弃即忘掉自己的一一切，使精神得到彻底的解脱，使心灵得到彻底的释放。“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已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说明人应忘己无为，方能与自然融为一体，也就是与大道相吻合。“无已，恶乎得有有。”（《在宥》）天下最难忘掉的是自我。自我尚能忘掉，那天下有何物足存不能忘却呢！因此，“忘己”，就是超越自我。只有超越自我，才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无己”的人有没有？有。你看《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的“吾丧我”即我彻底忘掉自己，再看《大宗师》中颜回的从“忘仁义”、“忘礼乐”进而达到“坐忘”的境界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由此可知，“坐忘”就是毁废形体，泯灭见闻，形智皆弃，静坐而忘记一切。既丧忘乎身外的种种物欲与知识活动，又丧忘乎自我的有身、有心与有情。所以，“丧”与“忘”，不只是遗忘放失，而是毁弃超越，无所牵累羁绊。怎样才能做到“丧我”、“坐忘”呢？庄子以为，必须时时事事始终保持心境的空虚与宁静。因为“道”的本体是静，只有静观万物，静待诸事，才能全身心地融入宇宙深处的宁静，使万事万物都不能扰乱自己的心。这就像心如明镜般平静，物去不送，物来不迎，超然于物外而不为外物劳神伤身。
总之，要“保身全生”，必须加强自我修养，澡雪精神，净化心灵，在“无功”、“无名”，特别是“无己”上狠下功夫。只有这样，形体才得以保全，也才能达到至乐至美的境界。庄子的“超越旷达”的死亡观
金五德
死生，命也。既然是“命”，就得承认，就得服从。因为它是事物变化的法则与自然运行的规律，是谁也违背抗拒不了的。人的出生，是人生的起点；人的死亡，则是人生的归宿。生存，是件好事；死亡，也是件好事。所以，既要善待以生，又要善待以死。在庄子看来，人生最彻底的解脱，就在于能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与阴影笼罩中解放出来，以死为安息，以死为回归。因而要想得开，放得下。只有由对个体生命生死的必然性的认识，升华到对人类群体生命生死的必然性的体悟高度，并最终意识到宇宙万物均有生成毁灭的必然性，人们才能获得对于死亡自觉自愿地接受，摒弃种种恐惧不安，排除诸多忧愁焦虑，进而在面对自我即将死亡时实现超越旷达的审美境界。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认命，也才是彻底的“安之若命”。
庄子认为，人既要好好地活着，以尽天年；又要好好地死去，重返自然。因而极力主张要像古代那些得道者一样“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大宗师》）生存不喜悦，死亡也不厌恶。只有对寿终正寝者或中途夭折者均采取“善死”、“乐死”的态度，才能进而达到“超越死亡”的境界。所谓“善死”，就是要死得自在；所谓“乐死”，就是要不以死为苦而以死为乐；所谓“超越死亡”，就是要体悟到死是一种物化，是一种必然，因之自觉地消除对死的误解，让生命从狭窄的惶恐困惑和死亡的自然冲突中解脱出来，在心灵与宇宙本体凝聚成共同的永恒存在，使心灵走向绝对自由的精神家园，因而更具审美意蕴。
世俗的人所理解的死亡只限于肉体，庄子则既指肉体却更指精神。认为，人的心死远胜于身死。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心死”，也就是整天为物欲所役使所束缚而不得销释解脱，又为种种愁情怨绪所困惑干扰而不能自拔。的确，一个人的心早已死了，即使形体依然存在，那么，也只是行尸走肉罢了。那么，他生存在世上又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正由于生则安之，死则顺之，不以生为乐，也不以死为哀。所以，老聃（即老子）去世，其友秦失前往吊唁，仅仅哭了三声就出来了，毫无哀切之情。在他看来，如果过于哀痛，“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即这是失去天理，违背真情，忘掉其禀受于自然的生命之长短。因为老聃的出生，是应时；死去，也是顺时。“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安于自己的时运，顺应自然的变化，哀乐就不会往心里去。如果用情过度，既不合于“道”，又不利于养生。子来患病，奄奄一息。他对前来探视的朋友子犁说：造化让我死掉，我如果不依从就违背不顺了。它并没有错，给了我以生命，用生长来勤劳我，用衰老来闲逸我，又用死亡来安息我。“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所以，我把自己出生视为好事，又将自己的死亡视为好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唁，见他伸直两腿岔开而坐，一边打击乐器，一边唱着歌。这是由于他认为，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生来死往就像四时的自然变化一样合乎规律。既然妻子如今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天地之间，回归于大自然。如果我还呜呜地跟着痛哭，这难道是能通达于自然变化之理的做法吗？所以我便停止痛哭了。人的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因而活着的人感到悲痛，进行悼念，这是合乎情理的。但不应过于动情，沉溺其间而不能自拔，更何况人死后不能再复生，故应节哀顺变，理性地又乐观地对待。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的死亡观的核心是超脱旷达。只有深切地体悟到死亡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才能真正地直面死亡，笑傲死亡，从而彻底地超越死亡，获得逍遥的人生，领悟到死亡美的意蕴，毫无牵挂痛苦地让生命重返大自然，重返绝对自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