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受本能驱使，对自身排泄物感到莫名的恶心，在视觉和嗅觉上都很可怕，总想离得越远越好；当然，这种可怕情有可原。从某种意义看，粪便意味着危险，如果任意废弃，里面未消化的营养成分会招来致病生物，或以其为食，或在里面产卵。如果混入饮用水源，会引发霍乱、痢疾和肠道寄生虫的传播，导致传染病爆发。不过粪便脏归脏，但含有蛋白质、脂肪、未消化的食物纤维、及人体脱落的细胞和死亡细菌，还有无机盐、少量维生素和糖类。这些都是低级生物所需的重要养分，作为庄稼的顶级肥料，任何车间无法产出。
放错位置便是害
一个成人每天产出约半公斤粪便，那么一个800万人口的城市，每天的总产量就超过4000吨。全球80亿人，日产粪便会堆成一座大山，再乘以一年365天，那将会多么惊人！如果处置不当，会造成严重灾害。
在人口稀少的古代，粪便带来的弊端不大。游牧民族择地暂休，留下排泄物就离开，由草地里的壳屎郎妥善处理掉；定居的农耕部落，把粪便堆积在坑里，或倒进河里。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有了如厕后冲水的习惯。苏格兰的斯卡拉布雷有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遗迹，就有原始的冲水厕所。古罗马人建造的公共厕所，座位与今天的厕所类似，使粪便落入排水沟，由水流冲出城墙之外。
然而，随着人类大量繁衍而群聚生活，糟糕的事发生了。上游居民任意排泄，污染下游水源，引发了瘟疫泛滥。19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霍乱，罪魁祸首就是饮用水被粪便污染。世界权威机构披露，即使今天，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有80多万人患腹泻病，并导致大量死亡，每天死于腹泻病的儿童，比死于艾滋病、疟疾和麻疹的总数还多。
按照生态自然转换的要求，人类食物来自哪里，排泄物就应回到那里，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必要养分，保证不断产出供人享用的食物，由此形成完整的代谢链条。可实际情况是，靠汲取土地养分生成的农产品，长途运到城市，被人吃掉后排泄出来，却不能回归原地，反馈给土地；相反，却被冲进下水道，流到不该去的地方。即使最好的归宿——送到污水处理厂，也只能消灭其中有害生物，却不能清除富含的氮、磷和钾。一旦这些强效肥料流入湖泊、河流和海洋，使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无度繁殖，造成鱼类大量死亡，水体衰败。
另一方面，由于粪便回不到食物的来源地，土壤变得贫瘠，于是不得不施用化肥，但化肥的实效远不如粪肥，长期施用会导致土质变差，板结严重，不利于有益生菌繁衍，伤害土壤生态；更严重的是，生产化肥造成的有害排放，会污染环境。所以，将人粪从循环利用环节中移除，等于割断人与植物的代谢链条，这种打破自然法则的行为，违反农业生产规律，对生态环境极为不利。修复这一链条，对食物来源和人类健康都至关重要。在农业生产原始化的古代，就推行粪归田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古代“惜粪如惜金”
视金钱如粪土的说法，是指看轻金钱的价值；若反过来说，视粪土如金钱，则是珍视人的粪便。这不是凭空而论，而是历史事实。
1737年，乾隆皇帝诏告天下“惜粪如惜金”，规定天下臣民收集自己粪便加以利用，要求城里的千家万户，在凌晨把夜壶放在门外，由粪夫收走。尤其在江南地区，收粪业务蓬勃发展。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位于长江边的苏州，人口达650万。这么多人要吃饭，必须加大农业生产；于是，当地粪肥十分宝贵。
如果离开肥力强的人粪，粮食产量就上不去。介绍中国粪便史的《好粪》一书中所说：收集粪便是一项重要事业，粪夫更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在南方城市，粪夫推车穿过大街小巷，把各家马桶里的粪便倒进木桶里。每辆推车能装8个左右的木桶，重量近300公斤，这些粪便被送到河边装上船，盖上稻草以掩盖臭味，运到乡下卖给农民。
有意思的是，富人比穷人的粪便卖得贵，因为他们的伙食好，排出的营养物质自然就多，用来种出的粮菜品质好，售价也高；因此种地讲究的农民，购买更贵的粪肥。这样以来，农民像对待金钱一样对待粪肥，甚至将买回的粪肥储存在防盗罐中。
古时的日本全是沙石地，新开垦的田块无法耕种，必须先用肥料滋养才能变成良田；因此人粪就成了宝物。史料记载，一两金币可买到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而20户人家一年所产的粪便也值一两金币。
在农业发达的大阪和东京，粪肥需求量大，以至于官方明文规定：租住户对自己粪便拥有所有权；后来，改为房东所有。粪夫从房东手里收粪，再卖给农民。一度时期，城市居民与农民直接建立了粪便交易关系，用自己一年的粪便换取农民的大米。心存感激的农民会回赠礼物，比如大米做的点心，被戏称“粪饼”。
日本大地主大名，拥有万顷良田和众多雇工，家里自然也有不少粪肥，大名及雇工都吃的很好，他们的粪便是优质肥料。一些农户用柴火和禾苗，换取大名家的粪便。
日本农民为粪而发生械斗。1724年夏，两个村庄展开“粪便战争”，争夺大阪等地的收粪权。于是，当地成立自治组织，监督粪便交易和价格谈判，同时提高粪价。这样以来，一些买不起粪肥的人竟然偷屎。后来，官方把这种行为定性为犯罪，不少人被关进监狱，但并没有阻止绝望的农民铤而走险。
让粪便回归农田
中日两国的做法，吸引西方人的目光。1909年，美国农学家金恩奔赴亚洲取经。他经过实地调查，在撰写的《四千年农夫》中提出了一系列积肥观点。然而，美洲大陆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滋养着茂密森林和绿色草地，这种现实让当地人看不到粪便归田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生态循环农业理念深入人心，人粪归田受到环保主义者的重视，并以修补由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生物代谢断裂而提出来。
可是，在全社会实现这一目标面临挑战。欧美市民会将坐便器换成夜壶吗？粪便能和生活垃圾一样被收走吗？有人愿意把城市下水道的污物用罐车运往乡下肥田吗？对此，一些富有远见的国家，不计成本地率先尝试。加拿大的废物利用公司，用搅拌器将下水道污物搅拌后，用卡车运到乡下，注入田间。类似的还有海地的土壤公司，把人粪运到农村，直接注入农田，修复被染物侵蚀的土壤。
发达国家以转化的方式利用人粪。英国一家公司收集城市粪便，用生物降解袋封存起来，加热杀死病菌，最后装入密闭容器，让微生物来分解，转化成甲烷和肥料。然后以甲烷为燃料，加热处理粪便，形成一个循环系统。美国华盛顿把这一做法提到新高度：将当地220万居民的粪便，收装到巨型压力罐中，通过高温高压杀死有害生物，再倒入发酵池让微生物分解，产出的甲烷用来发电，所得的固体产物干燥后，包装起来批发给当地商店，作为高效精肥出售。
能源短缺国家，则用生物分解器处理粪便。这种具有发酵功能的高强度塑料容器，由以色列的家庭沼气公司研制，它能将任何有机物转化成甲烷和肥料。美国的可持续发展公司，研发出一种特种装置，能运用电解等原理，现场对楼房下水道的排泄物进行清洁处理。最后，把净化出来的水，送到各户使用；剩下的粘稠物则转化成肥料。
目前，中国用新型污水处理车，无害化处理粪便。这种车从小区的化粪池抽出污物，经过过滤、消毒、净化等流程，将其变成可排放的清洁水与有机肥原料。作业时间短，效率高，无污染。
粪便作为一种古老的GDP，关乎人类与粮食、环保与生态、健康与产出等问题，是实行循环农业和可持续经济亟待跨越的边界。在重视环境保护、倡导绿色发展的今天，不可将其视为污秽物和终极废弃物，而应作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积极加以持续利用，就像古人那样，把粪便当作赚钱的商品来经营。如果将其单纯看着肮脏的东西，捏着鼻子消极躲开，未免太无知！
透过恶臭看价值
人类受本能驱使，对自身排泄物感到莫名的恶心，在视觉和嗅觉上都很可怕，总想离得越远越好；当然，这种可怕情有可原。从某种意义看，粪便意味着危险，如果任意废弃，里面未消化的营养成分会招来致病生物，或以其为食，或在里面产卵。如果混入饮用水源，会引发霍乱、痢疾和肠道寄生虫的传播，导致传染病爆发。不过粪便脏归脏，但含有蛋白质、脂肪、未消化的食物纤维、及人体脱落的细胞和死亡细菌，还有无机盐、少量维生素和糖类。这些都是低级生物所需的重要养分，作为庄稼的顶级肥料，任何车间无法产出。
放错位置便是害
一个成人每天产出约半公斤粪便，那么一个800万人口的城市，每天的总产量就超过4000吨。全球80亿人，日产粪便会堆成一座大山，再乘以一年365天，那将会多么惊人！如果处置不当，会造成严重灾害。
在人口稀少的古代，粪便带来的弊端不大。游牧民族择地暂休，留下排泄物就离开，由草地里的壳屎郎妥善处理掉；定居的农耕部落，把粪便堆积在坑里，或倒进河里。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有了如厕后冲水的习惯。苏格兰的斯卡拉布雷有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遗迹，就有原始的冲水厕所。古罗马人建造的公共厕所，座位与今天的厕所类似，使粪便落入排水沟，由水流冲出城墙之外。
然而，随着人类大量繁衍而群聚生活，糟糕的事发生了。上游居民任意排泄，污染下游水源，引发了瘟疫泛滥。19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霍乱，罪魁祸首就是饮用水被粪便污染。世界权威机构披露，即使今天，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有80多万人患腹泻病，并导致大量死亡，每天死于腹泻病的儿童，比死于艾滋病、疟疾和麻疹的总数还多。
按照生态自然转换的要求，人类食物来自哪里，排泄物就应回到那里，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必要养分，保证不断产出供人享用的食物，由此形成完整的代谢链条。可实际情况是，靠汲取土地养分生成的农产品，长途运到城市，被人吃掉后排泄出来，却不能回归原地，反馈给土地；相反，却被冲进下水道，流到不该去的地方。即使最好的归宿——送到污水处理厂，也只能消灭其中有害生物，却不能清除富含的氮、磷和钾。一旦这些强效肥料流入湖泊、河流和海洋，使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无度繁殖，造成鱼类大量死亡，水体衰败。
另一方面，由于粪便回不到食物的来源地，土壤变得贫瘠，于是不得不施用化肥，但化肥的实效远不如粪肥，长期施用会导致土质变差，板结严重，不利于有益生菌繁衍，伤害土壤生态；更严重的是，生产化肥造成的有害排放，会污染环境。所以，将人粪从循环利用环节中移除，等于割断人与植物的代谢链条，这种打破自然法则的行为，违反农业生产规律，对生态环境极为不利。修复这一链条，对食物来源和人类健康都至关重要。在农业生产原始化的古代，就推行粪归田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古代“惜粪如惜金”
视金钱如粪土的说法，是指看轻金钱的价值；若反过来说，视粪土如金钱，则是珍视人的粪便。这不是凭空而论，而是历史事实。
1737年，乾隆皇帝诏告天下“惜粪如惜金”，规定天下臣民收集自己粪便加以利用，要求城里的千家万户，在凌晨把夜壶放在门外，由粪夫收走。尤其在江南地区，收粪业务蓬勃发展。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位于长江边的苏州，人口达650万。这么多人要吃饭，必须加大农业生产；于是，当地粪肥十分宝贵。
如果离开肥力强的人粪，粮食产量就上不去。介绍中国粪便史的《好粪》一书中所说：收集粪便是一项重要事业，粪夫更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在南方城市，粪夫推车穿过大街小巷，把各家马桶里的粪便倒进木桶里。每辆推车能装8个左右的木桶，重量近300公斤，这些粪便被送到河边装上船，盖上稻草以掩盖臭味，运到乡下卖给农民。
有意思的是，富人比穷人的粪便卖得贵，因为他们的伙食好，排出的营养物质自然就多，用来种出的粮菜品质好，售价也高；因此种地讲究的农民，购买更贵的粪肥。这样以来，农民像对待金钱一样对待粪肥，甚至将买回的粪肥储存在防盗罐中。
古时的日本全是沙石地，新开垦的田块无法耕种，必须先用肥料滋养才能变成良田；因此人粪就成了宝物。史料记载，一两金币可买到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而20户人家一年所产的粪便也值一两金币。
在农业发达的大阪和东京，粪肥需求量大，以至于官方明文规定：租住户对自己粪便拥有所有权；后来，改为房东所有。粪夫从房东手里收粪，再卖给农民。一度时期，城市居民与农民直接建立了粪便交易关系，用自己一年的粪便换取农民的大米。心存感激的农民会回赠礼物，比如大米做的点心，被戏称“粪饼”。
日本大地主大名，拥有万顷良田和众多雇工，家里自然也有不少粪肥，大名及雇工都吃的很好，他们的粪便是优质肥料。一些农户用柴火和禾苗，换取大名家的粪便。
日本农民为粪而发生械斗。1724年夏，两个村庄展开“粪便战争”，争夺大阪等地的收粪权。于是，当地成立自治组织，监督粪便交易和价格谈判，同时提高粪价。这样以来，一些买不起粪肥的人竟然偷屎。后来，官方把这种行为定性为犯罪，不少人被关进监狱，但并没有阻止绝望的农民铤而走险。
让粪便回归农田
中日两国的做法，吸引西方人的目光。1909年，美国农学家金恩奔赴亚洲取经。他经过实地调查，在撰写的《四千年农夫》中提出了一系列积肥观点。然而，美洲大陆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滋养着茂密森林和绿色草地，这种现实让当地人看不到粪便归田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生态循环农业理念深入人心，人粪归田受到环保主义者的重视，并以修补由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生物代谢断裂而提出来。
可是，在全社会实现这一目标面临挑战。欧美市民会将坐便器换成夜壶吗？粪便能和生活垃圾一样被收走吗？有人愿意把城市下水道的污物用罐车运往乡下肥田吗？对此，一些富有远见的国家，不计成本地率先尝试。加拿大的废物利用公司，用搅拌器将下水道污物搅拌后，用卡车运到乡下，注入田间。类似的还有海地的土壤公司，把人粪运到农村，直接注入农田，修复被染物侵蚀的土壤。
发达国家以转化的方式利用人粪。英国一家公司收集城市粪便，用生物降解袋封存起来，加热杀死病菌，最后装入密闭容器，让微生物来分解，转化成甲烷和肥料。然后以甲烷为燃料，加热处理粪便，形成一个循环系统。美国华盛顿把这一做法提到新高度：将当地220万居民的粪便，收装到巨型压力罐中，通过高温高压杀死有害生物，再倒入发酵池让微生物分解，产出的甲烷用来发电，所得的固体产物干燥后，包装起来批发给当地商店，作为高效精肥出售。
能源短缺国家，则用生物分解器处理粪便。这种具有发酵功能的高强度塑料容器，由以色列的家庭沼气公司研制，它能将任何有机物转化成甲烷和肥料。美国的可持续发展公司，研发出一种特种装置，能运用电解等原理，现场对楼房下水道的排泄物进行清洁处理。最后，把净化出来的水，送到各户使用；剩下的粘稠物则转化成肥料。
目前，中国用新型污水处理车，无害化处理粪便。这种车从小区的化粪池抽出污物，经过过滤、消毒、净化等流程，将其变成可排放的清洁水与有机肥原料。作业时间短，效率高，无污染。
粪便作为一种古老的GDP，关乎人类与粮食、环保与生态、健康与产出等问题，是实行循环农业和可持续经济亟待跨越的边界。在重视环境保护、倡导绿色发展的今天，不可将其视为污秽物和终极废弃物，而应作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积极加以持续利用，就像古人那样，把粪便当作赚钱的商品来经营。如果将其单纯看着肮脏的东西，捏着鼻子消极躲开，未免太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