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与“西”

字音是有意义的。

“东”与“西”表方位，古人怎么想出描述这两个方位的词呢？

东，甲文作“東”，意为“日在木中”。可日在木中，也可指“西”啊——晨，日在木中；昏，日也在木中，如何分辨？只有靠字音去定。“东”音近“动”，日在木中，万物皆动，自然是晨，自然是“东”了。

西，甲文像“鸟在巢上”。可鸟在巢上，既可理解鸟欲飞，也可理解鸟欲息——早上鸟欲飞；傍晚鸟欲息。“西”字读如“xī”，近“息”（歇、栖），“鸟倦飞而知归”，正是日落西山时，这样，“西”字肯定是指“西”而非“东”了。

“东”、“西”两字后来连成方位词组，其引申义又可指“物件”，口语中有“买东西”的语例，就是“买物件”。民国之初，有人撰联骂时政：“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暗藏“民国总统，不是东西”之意，这民国总统连“东西”都“不是”，攻击之恶毒，可谓甚矣！

“勺”和“筷”

舀汤舀饭的工具是勺。“勺”字象形，就像一把勺。勺当是从瓢来的。葫芦剖成两半就成瓢，演变后就成勺。瓢是原生态的，勺是对瓢的仿制，质地用瓷或钢，后来也有用塑料的，勺也可称匙。

勺还有一种叫法：调羹。这是从功能来命名的。调羹就是调和羹汤，使之冷却后再入口食之。

中国人吃东西还喜用筷。“筷”的命名就迂回了。“筷”本名“筯”，竹子削成，用来帮助吃东西的，故从“竹”从“助”，很有道理。然“筯”音近“住”，住，不动，搞贸易做生意的就怕不动，流转才能发财，一“住”不就亏本了么？于是，改“筯”为“筷”，让其快快走，“筷子”就这样叫响了。

地名与民族迁徙

侨居他乡，难免会怀念旧邦。风物不能搬，地名可以移，以示不忘祖籍。“例如，兰陵郡和东莞郡晋初本在现在的山东境内，后来这两郡住民迁徙到今江苏的武进县境内，于是就在该地设置南兰陵郡和南东莞郡”（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今日的东莞在广东省境内，是否也因迁徙而设，待考。

这种心态似乎中外皆然。美国有纽约城，但“纽约”在音译时有省略，它应译成“纽约客”，“客”音不在了。“纽约客”什么意思？英语写作“New York”，意译当为“新约克”。约克郡是英国的老地名。英国人漂洋过海到美洲，开发新大陆，不忘本，就把所在城市取名“新约克”。“新”，英语读成“New”，翻译不正确就叫了纽约。

这便开出了一条“从地名看民族迁徙踪迹”的学术思路。岂止侨郡侨县，地名的传承中有踪迹在，其实，还可以从地名的改易中看到踪迹。日前我到红河州的开远市讲课，当地野老相告，此地原名“阿迷”，系当地原住民部落首领之名，晚近才改为“开远”。“阿迷”改“开远”，显然是汉化的结果。云南起初“夷多汉少”，慢慢地才“汉多夷少”，故夷地名也会被汉地名覆盖。何谓“开远”？不就指汉民族的“开疆拓土”么？

“乌蒙”改“昭通”也是一例。“乌蒙”也当是夷语，以汉文化的眼光看，“乌”不好，“蒙”也不好，便取这两个字的反义词以命名之：“乌”的反义词是“昭”（光明意），“蒙”的反义词是“通”（畅达意），于是，“乌蒙”遂易名“昭通”，夷地名也被汉地名覆盖了。汉民族不也族强而霸乎？

音译词的涵义

中外交流，音译词就多了起来。音译词只对音，不释义，有时听来一头雾水。如果释义，其实也不难理解。

举几个例。

佛。这是佛教中的音译词。于佛教言，成佛就是修成正果。佛者何也？“觉悟”而已。佛教后来朝内转而不外索，故有“我心即佛，佛即我心”之说——佛就从彼岸而回归此岸。

伽蓝，也是佛教中的音译词，意为“寺庙”，僧侣们居住修行之处，南北朝的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即《洛阳寺庙记》。两汉期间，佛法西来，经魏晋南北朝发酵，开始落地生根。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叙述了北朝礼佛的香火之盛，南朝呢？杜牧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繁茂着呢！

沙发。英语中的软椅叫“sofa”，音译成“沙发”。这个词早已成现今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置办家具，布置居所，常常就会去买一套沙发。

的士。英语中的“taxi”就是出租车，即计程车。搭乘出租车，中国人叫“打的士”。生活节奏快了，“打的士”也省略为“打的”，不明白者真会感到莫名其妙。“打的”云云，早已溶入中国人的日常。

外国的地名和人名，都用音译，不释义，这样，交流时彼此好对接。苏联的斯大林，俄语涵义是“钢铁”，就音译为“斯大林”。斯氏的暴政，确可看作是钢铁铸成的镇压机器，冷酷无情。我数度到缅甸讲课，知道那里有一城市叫“密支那”，抗日战争时很出名，原以为“密支那”与“支那”一词有些关系，后来搞清楚，两者浑不搭界。“密支那”是缅语的音译，“密支”是大河，“那”是旁边，意谓“大河边”的一座城，这条大河就是伊洛瓦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