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中国古代的很多发明创造在当时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上世纪30年代末，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提出的“李约瑟问题”数十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

    本月27日，“科学大讲坛”将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位主讲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方正，他演讲的题目正是“现代科学的渊源和李约瑟问题”。对这个问题，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长期以来也一直在思考，在他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中国的文化传统。

　　重道德会抑制科学发展

    石鹏飞认为，中国的教育向来有“重人伦、轻自然”的倾向。2000多年前，孔子办校，设立了政事、德行、言语、文献4科，都是文科。尽管儒家一再标榜“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但这样的教育让儒生们即便读了那么多书，仍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是绕着太阳转的”。

    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尽了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但在石鹏飞看来，孔子“博学以文，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思想言论也划定了一条无形的边界，为读书设定了禁区。“人类社会认知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打破禁区的过程。”

    “中国人求善，西方人求真。”对于自己的这一观点，他用东西方对老师的不同解读来阐释。中国说“当仁不让于师”，意思是面临实行仁德的事，就是对老师也不谦让，而剑桥大学的校训则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善是道德判断，真是科学判断，但道德观念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科学创新的步伐，历史上道德和科学常常‘打架’。正是因为奉行‘日心说’触动了教会的权威，布鲁诺才会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重道德必然会抑制科学发展。”石鹏飞如是说。

    美学家李泽厚曾说中国人有“实用理性”倾向，石鹏飞认为这导致了中国人重“有用之用”轻“无用之用”，重“学以致用”轻“学以致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全是技术而非科学，为什么《墨经》记述“小孔成像”现象却没有人追问光的本质，为什么甲骨卜辞记载超新星的爆发却没有寻根究底。“重技术轻科学，导致我们在技术时代能领先，在科学时代就落后。”

　　逻辑到中国就讲不通了

    爱因斯坦在阐述科学研究的手段时，强调逻辑和试验是十分重要的。但黑格尔却说“逻辑到中国就讲不通了”。石鹏飞也坦言，就算是被众人奉为圭臬的古代典籍中，也存在不少逻辑上讲不通的地方。比如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鱼和熊掌可视作同类事物，但死和生却是对立的，用“鱼和熊掌”来比附“生与死”，从逻辑上是不准确的。

    “至于试验精神，也是我们比较缺乏的，中国人更习惯用体会的方式了解世界，而且经常直观推论，以偏概全。”石鹏飞说，“比如‘生命起源于水’就是从‘父精母血’一步到位的，是猜的。”

    最后，石鹏飞还饶有兴致地谈起了“科学”二字的起源。他说，科学其实是“分科学”的简称，也就是植物学上把植物按门、纲、目、科、属、种分类的方法。“这说明科学应该注重分析，但中国人喜欢玩‘和合’，至今还在讲‘天人合一’。”他认为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天人相分”，人在场，人到位，高扬人主体，“知天命而用之”，才有科学。科学凸显了人主体，但我们至今还在囫囵地看问题，在石鹏飞看来，这也是近代中国在科学方面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是土壤，科学制度是在文化这个土壤上逐渐衍生出的，什么样的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果实。”石鹏飞认为文化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也提醒，在提倡文化多元的同时，还应该注意文化也是分层次的，要积极推动优质文化的发展。（完）（通讯员 肖瑜 记者 杨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