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更须“第二种忠诚”

    朱蒂的文章《请勿卖弄历史文化的极端无知》（载《云南信息报》6月11日）是个批评。有批评好。这样，思想就活跃起来。报纸乃天下之公器，还是要“众声喧哗”，不要只有一种声音在回荡。

    朱文称：“鼓吹国学、鼓吹文化保守主义，似乎更多是历史文化的极端无知者”，此话有一定的道理。譬如有人组织所谓“国学论坛”，我看他连什么叫“国学”的概念都不甚了了。当然，“鼓吹国学、鼓吹文化保守主义”的也不乏饱学之士，只有价值取向不同而已。

    把“端午”和屈原捆绑是后来的事，朱文说得不错。即或如此，我以为在端午节说说屈原也不妨。说屈原，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自然是情理中事。屈原著有《离骚》，“离骚”也可释为“牢骚”，我在想，假如端午那天准许大大小小的“士”，发发牢骚见诸报端，然后，有关方面借此了解民意，“观厚薄、知得失”，这恐怕才体现屈原的真精神，也要比单纯的吃粽子、划龙舟、挂菖蒲、喝雄黄酒显得有意义。爱国主义有狭隘的、开放的；有盲目的、理性的之别。爱国主义尤其需要屈原式的“第二种忠诚”，那就是“从道不从君”。台湾诗人余光中谓：“蓝墨水的上游在汩罗江”，“蓝墨水”应该守住“汩罗江”的良知良能，只可惜眼下的不少“蓝墨水”似已变色。

    还有“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也”的原创权，的确不是王羲之，朱文指责有根有据。我记得，昔年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楚辞》，就是以这句名言开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