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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拉拉,谁不暗恋桃花源(11)
文、摄影 郭子鹰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挣扎着从昨晚的锣鼓回声里清醒过来,我们要赶去看科钦的招牌景点“中国鱼网”和早上的鲜鱼拍卖,
在科钦堡入海口的海滩上,伫立着著名的中国渔网(Chinese Fishing Net),这已经成为科钦的地标性景物。渔网系在四根木柱上,四根木柱的顶端收拢在一起,再由一根更粗大的长木吊住,长木的另一端系上石块压重,利用杠杆原理,只需五、六个人便能操作一张渔网。一张张鱼网沿海滩一字排开,每隔几分钟起一次网,颇为壮观。中国鱼网旁立有石碑,上面刻着:“公元1341年洪水爆发,中国人从卡利卡特迁居到科钦,并定居于此。大约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把鱼网带到了这里……”这种捕鱼方式在这一地区流行了600多年,直到现在,每当清晨、黄昏涨潮时,当地的印度人还在使用着中国鱼网张网捕鱼。尽管这种“守株待兔”式的捕鱼方式现今只有吸引观光游客的作用,但在古代,它却要比印度人一直采用的独木舟钓鱼和叉鱼方式先进多了。
渔民连声喊着洪亮的号子,把硕大的鱼网拉出水面,阳光温暖的色彩给天边涂上了一重温情,网中常常是空无一物,绵绵不绝于耳的渔歌声却是一如既往地透露着满足和快乐。我们这几个缺少耐心的游客早已经有几分不耐烦地逗弄起海滩上的溜达野狗来,不远处的鱼市上不知什么时候响起了喧嚣的叫卖声,待我们赶过去看时,形形色色的各种海产已经像变魔术一样不断涌现,从各个方向提着水桶、熟料盆和用破布兜着鱼虾的村民,不停地把各种海产哗啦啦倾倒在地上,南印度的鱼米之乡果然有办法不断送出天赐的惊喜来。旁边的老者喊着莫名其妙的口号,一边用小本子写着龙蛇一般的笔画,不到几秒钟,地上的海产已经像自然博物馆的展柜一样,变幻了无数的品种,看来这竟然是一场相当正规的“拍卖”!我们完全不懂这些生涩的招数,只好在傍边的摊档买了几只硕大的龙虾,请代客烹调的小店用盐水简单一煮,味道竟有不可言说的美妙,想来此地只要花几十块钱就能大快朵颐的“龙虾大餐”如果放在北京,还不得富丽堂皇地卷走腰包里厚厚的一摞百元大钞?
那个黑瘦的小个子司机和他的摩的及时出现了,他因为迟到笑得十分羞涩,一大早要带我们去的,竟然是生产生姜和胡椒的香料工厂!
在大航海时代,喀拉拉邦因盛产香料而享誉世界。这里出产的胡椒、小豆蔻、肉桂、丁香、罗望子、姜黄等,至少在两千年前便已名扬四海。在早期,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通过陆地和海上贸易从印度贩运香料到欧洲,作为佐餐的调味品和妇女的化妆品,成为欧洲人珍贵的商品。最初香料贩回欧洲时,售价竟比黄金还贵,只在贵族家庭中使用,是当时欧洲财富的象征。到了十五世纪末,哥伦布为获取印度香料穿越大西洋从而发现美洲大陆以后,印度南部的香料吸引了大批西欧洲人绕过中亚和阿拉伯,直接跨海而来,采购香料,逐渐形成了一条著名的“海上香料之路”。在那个年代,科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最先来到喀拉拉的是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接踵而至,并为印度香料买卖的庞大利益大打出手,掀起了著名的“黑胡椒战争”,开始了在整个东南亚长达450年的殖民历史。欧洲人分赃的结果,是后来居上的英国人在印度占据了统治地位,印度尼西亚成了荷兰人的势力范围,而印度支那则落入了法国人之手。
位于科钦港西边的“科钦堡(Fort Cochin)”留有许多数百年来殖民时期的遗迹,如棋盘式交错的巷弄里,看不到传统印度庙宇,反而是浓烈的欧洲风情,随处可见当年欧洲商人们在此生活的印记。
科钦最古老的欧洲建筑是建于1503年的圣弗朗西斯教堂——一座葡式风格的基督教教堂。据历史记载,葡萄牙人达·伽马是第一位发现印度的西方人。1498年,在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季德的带领下,达·伽马率领的船队借着印度洋季风,于5月20日抵达了科钦北部250千米的卡利卡特(Kozhikode)。同年8月29日,达·伽马满载着印度香料和财宝返回了里斯本。1524年4月,达·伽马第三次来印度,染疾后死于科钦,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科钦的圣弗朗西斯教堂。14年后,其遗骸被运回了里斯本安葬,而他的纪念碑却留在了教堂里。
科钦浓郁的欧洲风光使得许多游人误以为科钦只与欧洲有关,这是非常错误的。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了与科钦的贸易往来,而且持续了很长的历史时间。
据科钦地方志记载,科钦曾有座中国人建造的大佛寺,具体位置在科钦北面的现今“月桂树俱乐部”所在地,距海边不到1千米。直到18世纪初期,大佛寺里供奉的石佛像还在科钦半岛上,后来一位英国工程师把佛像运到了英国。现在大佛寺已经荡然无存了。
古老的香料市场的杂货铺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中国式的炒菜锅,当地人叫“中国锅”。当地有腌制咸菜风俗,有的人家酱缸上还刻有龙型图案,相传是来自中国。当地每年都要举行“赛蛇舟”比赛,据当地人讲,也是源于中国的龙舟比赛。
科钦著名的犹太教堂始建于1568年,现在看到的是18世纪中叶重建后的模样。一走进教堂,铺在地上的1000多块中国青花瓷砖就很引人注目,青花瓷上的中国塔、垂柳、花卉、飞鸟……清淡文雅,栩栩如生。据记载,这是18世纪中叶荷兰商人为了重建犹太教堂而特意在中国定做的,然后在广州装船后运到这里。
中国与科钦的交往最为辉煌的历史便是郑和下西洋。
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初年,明王朝就与印度半岛的沿海国家建立了联系。科钦所在的海岸在古代称为马拉巴(Malabar),是古代重要的通商海岸。分布在这一海岸的科钦、奎隆(Guruvayu)、卡利卡特(Kozhikode)都是繁忙的港口。奎隆北离科钦约100千米,再往北150千米便是卡利卡特,在中国文献中,卡利卡特被称为古里。
1403年,明成祖朱棣派尹庆出使柯枝国和古里国,宣诏赏赐。两国也遣特使随尹庆回访,并把当地产的胡椒和珍珠作为回赠礼物。
1405~1433年,郑和奉明廷之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印度的喀拉拉邦是船队重要的中转站,尤其是第二次、第七次下西洋时到访的印度诸国最多,其中到达古里7次,到达柯枝6次。当年曾旅行到马拉巴海岸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他的游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进入卡利卡特和科钦的中国船队大若城市,船队中的中国官员和他们的妻子都拥有自己的房间。船上装着青白瓷器、绸缎、茶叶、药草和生姜等都是交易的热门货,印度商人则多以胡椒作为交换物。
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并担任翻译的马欢在他所著的《瀛涯胜览》中,不仅对印度香料采集和收购有着深入观察,还准确描述了科钦港口的地位和航行里程。据《瀛涯胜览》的记载,郑和下西洋船队规模最大时有200多艘船舶组成,27,000余人,包括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办理杂务的人员,以及通事(翻译)、医务人员和商人。许多水手和商人就在那时留在印度进行长期贸易。
据当地史料记载,1406年冬,当郑和第二次率领商船队到达卡利卡特港时,船队巨大的船体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船队主体的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可载五六百人;中号宝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可载二三百人;加上其他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百余艘巨舶由海上徐徐驶来,如同移动的海上巨无霸,是当地从未见过的壮观景象。当地国王向郑和呈送了礼物,那是一条用金丝织成的腰带,上面缀满了珍珠和五颜六色的宝石,华贵夺目,熠熠生辉。
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印两国的贸易额占了全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这种盛况在15世纪前后持续了二三十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航海历史上的壮举,要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70多年。
宣德八年3月(1433年4月),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当船队载着珍宝特产从东非返回祖国的路上,浩浩荡荡来到印度集合时,郑和不幸身染重疴,竟病殁于古里,享年62岁。
如今的香料市场,庭院里的地面上厚厚的铺了大块的生姜,汗流浃背的工人用粗黑的手指在上面厚厚地撒着石灰,翻晒姜块的仓库里,浓烈的姜味熏得人几乎睁不开眼,二楼的作坊里,一群叽叽喳喳的印度妇女正在做着芒果腌制的泡菜,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在几条街以外,大名鼎鼎的“科钦国际香料期货交易市场”的办公室里,却只有密密麻麻的电脑和悠哉游哉的几个大男人,见不到半颗胡椒的踪影。
司机又开着他的小摩托风驰电掣地带我们去参观当地的洗衣房,一眼望不到边晾晒着的各色衣物和人声鼎沸的洗衣槽背后只有一句台词:这是印度最低种姓——首陀罗们从事的职业,他们每日浆洗、漂白着无数的床单、衣裤,再把椰子壳烧成的黑炭放进老旧的生铁熨斗,把衣服铺开、熨平,打包送往家家户户,其他三个种姓的印度人,即便再穷,也不会动手做这样的活计。
我有点诧异地看着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觉得那比昨晚神鬼剧里的台词更加高深莫测,在我们看来,这快乐和满足来得,简直匪夷所思。我想起在印度一家餐厅的桌布上,看到过这样一首短诗:
Why are we anymore, unable to
See the grass grow.
Hear the cuckoo sing.
Touch the morning dew.
And be free
To build our own homes,
To travel on foot,
Enjoying nature,
Choose our own way of life
And live in peace.
(为什么?我们,再不能
看着,青草生长。
听着,布谷鸟歌唱。
触碰到清晨的露珠。
自由地构筑自己的梦想家园。
用双脚去旅行,
享受无染的自然,
选择自己人生之路
平静地接受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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