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钊

1945年7月16日，北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杨王氏告张克贤诱拐杨占英一案，张克贤到庭接受质询。根据通常的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法庭质询从当事人的个人和家庭信息开始。这一年张克贤22岁，家住北京市外二区小安澜营二条4号，母亲已经过世，家中现有父亲、兄长、嫂子和两个侄儿。张克贤曾经念过四、五年的书，案发时他在日本人开办的华北石炭公司工作。接着讯问转入张克贤和杨占英的相识过程：

问：认得郭淑贞（杨占英的朋友）？

答：家与她同院，她住南房，家住西房；

问：怎么找上郭淑贞就认识 [杨占英] 了？

答：她常上郭家去，郭上我屋听话匣子，她也来听话匣子，所以认识；

问：从何时起认识 [杨占英] 的？

答：从前年（1943年）四月；

问：认识后怎么样了？

答：她常找我看电影去；

接下来的问题涉及到了更多的隐私，对于当事人来说，在法官面前讲述这些男女之事，肯定很难为情，但是对于法官来说，他试图通过这些问答理清案情的脉络和确定法律责任：

问：头一次 [发生性关系] 在哪里？

答：头一次在东方饭店；

问：是你的意思吗？

答：是她说的；

问：在什么时候？

答：去年（1944年）冷的时候；

问：以后又在何处通奸？

答：今年（1945年）二月又在中南海发生奸情；

问：什么地方？

答：进中南海又到一个园的地方，就在椅子上；

问：什么时候？

答：晚上八点多钟；

问：上东方饭店开房间是白天还是晚上？

答：是白天；

问：你们通奸大概有多少次数？

答：大概有二十来次；

问：都在什么地方？

答：也有在公园、或中南海，都是在椅子上；

问：椅子上有铁栏杆怎么睡？

答：找没有铁栏杆的地方；

问：都在什么时候？

答：全是晚上，现在杨占英肚子里有孕了；

问：怎么知道？

答：五月间她告诉我有二月不来月经了；

张克贤的这段供词，多少会令听者和读者有些面红耳赤，原告杨占英的母亲杨王氏听起来，恐怕更会觉得羞愧难当。抛开其中的刑事案件审理线索，供词中还有很多社会生活信息。通过张克贤和杨占英的交往经历，我们看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城市生活为男女提供的多种交往渠道，这包括最简单、甚至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四合院空间内的邻里交往，还有现代城市娱乐生活中的各种新事物：电影、公园、旅店等。

许多研究表明，两性交往模式的变化是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工业化、城市化和娱乐大众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业化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集中于大城市的各种制造业工厂和商业机构将广大妇女，特别是单身青年妇女，从乡村生活的天地中吸引到城市来，通过工作妇女拥有独立经济收入，她们在陌生的新城市生活中体验各种机会和挑战。[1] 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妇女生活空间的变化，随着大量单身妇女涌入城市谋求职业，各种形式的合租住房和出租公寓取代原来以家庭为中心的居住结构，这时妇女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一定有明显改善，但是新的居住方式使得妇女摆脱了家长和亲属的日常监督，她们可以在更为宽松的环境中处理工作和情感上的压力。娱乐大众化是商业社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的结果，城市中快速增加的青年消费人群需要新的通俗化的娱乐方式，原先以家庭和邻里为中心的社交空间逐步被公园、电影院、舞厅、咖啡馆、游乐场、台球室等取代，新的娱乐空间是开放的、大众化的和男女混杂的场所，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男女交际模式的变化。[2]

20世纪的北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娱乐大众化的趋势，但是受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限制，男女交往空间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