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节录

 

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著  刘贤译

 

 

 

林华医学绘画的对象的一个颇吸引人的特点是他们面部表情的矛盾性：他们呈现出沉静、冷漠甚至甜美的表情，似乎主人公漠不关心，或者没有意识到疾病正在盛气凌人地与之争夺观赏者的注意力。Josyph写道：“这些面孔如此平静，很少有痛苦、羞涩或者任何不舒服的迹象”；如果这些肖像画传达了一种生命的脆弱，他继续说道，是因为：“看不出患者流露出任何特定的情感，显示出他们真正是有病在身的。”[1]

对这种表情的模糊性，一种解释是，为描绘对象的情感状态而配置的“宏大的风格”不是通过表情或者手势来实现，而是通过将个体隐蔽的个性投射到他的环境中、衣服、甚或是动物中去：面孔并不是表达感情的地方，其他方面的任何涉及都会从根本上，甚至在病理上，改变这幅画的意义和功能。因此，从风格上说，（林华作品中）对象总体上的情绪莫测或许可以解释为是应用了对林华和其他的商业作品都很有影响的同一种绘画风格。Sander Gilman进一步提出，同时在西方正在发展的一种医学插图可能就是其中一种因素，这种插图中个体也表现出与自身的疾病毫不相关的样子。他解释说：“欧洲理论家的医学哲学派生出一种医学插图中，即以一个有名有姓的患者的形象作为特定疾病的载体，他们相信单个的个案可以得到生动的研究，并且成为任何总体医学的疾病分类学的基础。” Gilman特别指出Jean-Louis Alibert (1766-1837)的工作，他1800年代初期所作的不朽的皮肤病手册“开启了…一个传统，用形象来说明医学研究，开始使用仿真形象，而不是示意性的图解。”[2] 该手册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的插图的主人公，如林华的绘画一样，看起来也是毫不在意与可怕的不幸分享同一个画框。或者像Barbara Stafford所说的，Alibert的插图同时“冷静地再现了肉体痛苦的片断，并且将个体的坚忍英雄主义的形象，超越于被肿瘤所累的身体，”其中“完美被疾病所覆盖，其中透露出某种不安和矛盾的信息：即无一人能够幸免逃脱。”[3] 因此英式宏大风格以及西方医学插图中的创新或许都促进了林华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式的坚忍主义者。

但是林华肖像画中主人公的情感内敛也反映出他满足伯驾要求所作的努力，即要表现某种“中国人性格中不为人所知的方面”。伯驾的日记证实了这一解读。例如，对于伯驾来说，对疼痛的麻木（“缺乏神经”）是中国人英雄主义之浪漫主义的关键部分（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中国人的），正可以对比自己作为西方医学传教士的卑微地位。别忘了以上大多手术都是在1847年乙醚麻醉剂传入中国（由伯驾）之前施行的。伯驾认为这是中国人对付剧痛的特有的能力，他在日记中一次又一次表达这一近乎偏执的想法，以及自己的敬畏之心。[4] 例如，伯驾写到吴氏，后者得了“乳癌”，他写道：

她的坚强意志超过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切除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下手术台前，她还带着真诚的笑容握手感谢当时在旁帮忙的人…这位女性的自然的温和与乐观感染了许多她住院期间的参观者。确实，中国人常常保持着自然的恬静性情。[5]

在他日记上有关于毛氏（Mo She）的病例，她与朋友吴氏（Woo She）患同样的病，伯驾将中国人对苦痛的抵制和对外国医药的接受作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中国第一例女性乳房切除术，有限的几次手术已经可以清晰的证明她们对于外国外科手术的更大信心，而且是以最大的快乐表达这种信心。[6]

或者：

11月21日，第2214号。肿瘤。卢婉顺（Lo Wanshun），41岁。这是一位有趣的[女人]，在她老家那个村子的范围里，她第一个在面部左边患上了大肿瘤…患者以坚强的意志挺过了手术，这真是中国人的特点。失血相当多；呕吐了但并未晕倒。[7]

在伯驾的日记神话中，他一次又一次提到中国人不在意疼痛，有明显表达谢意的倾向，并且很愿意将这新的“外国手术”告诉友朋，这些被伯驾看作是中国人身份更吸引人的特别方面，在伯驾的世界里，构成了难以琢磨的中国人的“性情”（temper）。[8] 在利用这一例子为医务传道进一步慕集款项时，这种接纳的性情例如中国异教徒中有对疼痛的“天然的”麻木，以及同样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外科手术的信心”等等，都是伯驾用来证明医务传道可以使中国人成功改信基督教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