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 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 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

    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命题最早出现于张载的《正蒙》：“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张载的“天”主要是指人心以外的大千世界或宇宙。“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大小之别也。”张载设定了天人合一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所谓人性与天道无大小之别也，天道或天命并非高悬人顶，遥不可及，而且张载认为，通过明诚互致，人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冯友兰说：“由斯而言，诚即天人合一之境界；明即人在此境中所有之知识也。”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只在谈及张载时，才讨论了天人合一这个话题。“横渠之伦理学，或其所讲之修养方法，则确注重于除我与非我之界限而使个体与宇宙合一，横渠云：‘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必闻见牿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荫于见闻。”冯友兰认为张载之“天人合一”，主要意义是在伦理学和知识论方面，特别强调个人修养，“以个体之我为我，其余为非我，即以闻见牿其心。天大无外，我之修养至此境界，则我与天合而为一矣。”宋以来的“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一种个人修养的境界，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近乎一种终极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或许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所影响。比如勘舆、风水是古人处理环境与人事关系问题的一些方式，和阴阳五行等也有极大关系。而一般的官方、民间建筑（宗教建筑也不例外）一般都遵循传统的礼教秩序和等级观念，一般会有中轴线，布局规整、对称，讲究均衡和登记差异。这些建筑与天人合一之关系仍然比较模糊，而我则愿意相信他们是一种模糊的关系，而不是某种明确的联系。假如以张载的“天人合一”为核心，他的思想更主张针对“人心”，而非“物事”，而建筑学更接近“物事”，自然其与天人合一的联系更是星汉迢迢，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倒是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我们能发现更多“天人合一”的回响。园林是“师法自然”的产物，其哲学更接近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道庄“尊天遗人”，是反对人有所作为的，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中国园林的发展，从最早的模拟自然、到唐宋的写仿自然及明清的抽象自然，如徐小跃先生说的：“园林作为人化自然，已经是个派生的产物”。

       庄子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