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沉寂 

    其一，关于景范父亲的名字和官职问题。

    列传中言“景范父名初，以户部郎中致仕”；在其《五代史》中又言“丁巳（注：显德元年八月），以户部郎中致仕景初为太仆卿致仕，宰臣范之父也。”然而《景范神道碑铭》上记载：“曰：王父宾，大王父闰”。景范的父亲叫景宾、爷爷叫景闰。古人多有“名”和“字”，难道是景范的父亲名“初”字“宾”吗？碑文是在景范死后立即刻制的，扈载所言应当最为可信，景范父名应是宾，而非初。

    关于景范父亲的官职问题，需要先说明一下什么是“致仕”。致仕就是古时官员辞职归家，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然而，据扈载所撰《景范神道碑铭》考，碑载其“贞晦不仕，介享天爵”，有巢许之风。景范的父亲既然“不仕”，又何以“致仕”呢？然而其碑文中也有“太仆府君”一说：“故公之先，由烈考太仆府君。”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顾炎武《山东考古录》所言：“而景范神道碑称为太仆府君，盖为赠官也”。我猜测大概是景宾死后被册封的虚职。至于那个“户部郎中”，可能是子无须有。 此为薛居正之误吗？但猜测毕竟不是真实，那个更接近真相呢？已无从查考。
       其二，列传中称景范“食邑三百户”，而碑文言景范“食邑七百户”。此点肯定是薛居正没有祥查造成的错误了。
       其三，景范罢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列传中“寻以父丧罢相东归”，此点也有疑义。其罢相应该在前，父丧应该在后。父丧不应是其罢相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应是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能力大不如前，虽悉心尽瘁，面对繁剧的国事，犹力不从心。而三司之职（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是个累人又得罪人的差事。景范又加“为人厚重刚正，无所屈挠”，可能得罪了不少阿谀奉承、争官夺利之流。“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罢司计”。除罢免其“判三司”之外，其余皆予保留，并赠侍中奉、赐加“银青光禄大夫”。
        其四，对景范死亡的时间，薛居正写为“显德三年冬，以疾卒于乡里”，肯定是又弄错了，他把景范立碑的时间当作其死亡的时间。其真正死亡的时间应为显德二年冬十一月。
       《旧五代史》为官修史书，内有很多错误，人们归咎于此书成书快（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即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编纂人员多(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 ，但我想这条原因并不充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实地详查复核，而是一味地引用旧有的《实录》，很多人觉得去古未远，人事悉熟，粗心大意而为。
        但我还是很敬佩薛居正先生，正是他的辛劳让今人得窥历史的容颜，让我对祖先有了足够的了解。他和扈载一起，成为梁邹景氏后人穿越时空隧道，与景范脉连相知的桥梁。
        让我们一起去读读这段文字吧：“（景范）昔佐先帝，每磬嘉谟，逮事眇躬，欲倾忠节，奉上得大臣之体，检身为君子之儒。”“勉思倜傥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伫问成绩，用副虚怀。”
          扈载在碑文中更是盛赞景范:“故公之佐县政也，人谓其勤且洁矣；典刑书也，人谓其□□□□（据考应是“其严且明矣”）；……政□而从八者，则人谓其贤且能矣！”（注：□为碑文缺失字）……“夫公之行事，则其道也纯而粹克克焉无能称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无所忌耿介。以自立强干，以自□故其仕也。”

        至此，景范的形象已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身为两朝元老，他兢兢业业，功成名退，上下信服，世宗怜其名节，故厚葬之。我想他一方面敬仰景范为人治事之功，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其他臣子看的。所以是破例厚葬的。在厚葬景范这个事情上，我也猜测当时朝野上下定会议论纷纷，或否或准，莫衷一是，但家有千丁，主事一人，世宗的做法无疑对当时其臣子，起到了“典型带动”的作用。其前其后死去的人是否也能受此殊荣，我就不得而知了。
         人死灯灭，盖棺论定。对此评价和厚葬，我想景范适得其所，当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君民。亦当含笑于九泉了！
    然而对《旧五代史》，有人开始不满意了，决议要重修。  第二个书生出场了，他叫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欧阳修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只能人为造成大量史料空白。景范的列传也在其砍削之列，在新史中，景范似乎从历史上蒸发去了，只留下一句话：“（显德）元年癸巳，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景范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在向人们证实历史上确有此人。然而新史书成之后，因统治的需要，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几乎散失了。
    这是景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沉寂，和他一起沉寂的还有陪伴他的相公山。时光如水，静静流淌，即使这样的静默对景范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世事多秋，欲罢不能，第三次打搅开始了，而这次对一个死人来说，不能说是“致命”的，而只能说是“致名”的，这次打搅比扒坟掘墓还要惨烈，而这次来打搅的仍是来了两个人。
  
        他们又是谁呢？

                                          五                                                                           

       真是天大的笑话，这次来的两个人，竟然一个是死人、一个是活人。
       死人又竟然比景范死的还要早，推算一下，要早8个年头。细究起来，恐怕还是同宗同族之人，他叫景延广，字航川，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后晋大臣，精于箭术。景延广出生在公元892年，死于公元947年，活了55岁；比景范早11年出生，早8年死亡，活得岁数只差3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景延广死后，后晋也灭亡了，至后周建立只有4年时间，中间夹着后汉也只有3年，时间跨度很小，而此时景范应在某地为官。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或者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辈分谁长谁小，但我猜想比之小11岁的景范应当是知道景延广这个人的。因为景延广死得很悲壮，应是广为流传的人物，不可能不知道的。一个早死之人还能回来打搅一个晚死的人，这可能吗？天方夜谭的笑话，而确实真正地发生了，是个勿与争辩的历史荒唐、历史奇迹。

       请让我在此多说几句话吧！现在我们通过书籍已很清楚地了解了景延广的历史。景延广的一生可谓戎马生涯，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景延广和当时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投入军队中谋求前途。他开始进的是后梁的军队，后梁灭亡后，景延广和其他将领一起被后唐军队收编。等到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时，汴州的守将朱守殷不听从李嗣源的命令，结果被镇压，景延广也在朱守殷的军队里，因此受到牵连，将要被处死。石敬瑭当时是六军副使，负责处理他们这些人，见到景延广后，石敬瑭非常同情他，于是就秘密地放他出来，不久收入自己的帐下，做了他的属将。后来，在石敬瑭要称帝时，后唐派张敬达率五万重兵前去围攻太原，石敬瑭让他参与军事，景延广为后晋的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等石敬瑭正式称帝时，对景延广也委以重任，让他当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来转守各地，又升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石敬瑭的心腹大将。在石敬瑭主政的时候，景延广没有干预过政事，而是一心辅佐石敬瑭，做事也很谨慎，但石敬瑭一死，他却从幕后走了出来对军政事务事事关心，但他毕竟是个武将，勇多而谋少，最后自己把命也搭进去了。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得比那些投降的将领们好多了，他没有逃跑，为了全家的安全，他和随从阎丕骑马从容赴敌，到契丹的军营去见耶律德光，都被拘押起来，景延广说：“阎丕是我的随从，跟我来是尽职尽责，他有何罪，你们把他也押起来？”契丹于是就将阎丕放了。然后对景延广酷刑折磨，在押送北上的途中，为了避免以后再受非人的折磨，景延广在半夜的时候，趁守卫的人不注意，自己扼喉自杀了。虽然人到末路，但契丹人对他这种刚烈之举还是很佩服的。当时盛传是被砍头的，因而时至今日，在附近村庄和族人中间仍传言，相公山下墓里埋的人是金头玉胳膊，真真以讹传讹。
       只因景延广在后唐时期帮助石敬瑭建立了后晋，便在历史上埋下了骂名。后唐就像三国时期的刘皇叔一样，被视为正宗，反唐既是大逆不道，神人共杵。
       对景延广的功过是非，我想历史自有公论，我也不想为他妄作评论。但“阴差阳错”这句成语，用在他们两人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景范成了景延广，周相成了晋相，相公山下埋葬的人置换了。大概是他们二人相去年代未远、同姓同官，所以造成“张冠李戴”了。也不知从何时起前辈作县志，也不加考核，竟也讹为晋相景延广。后来《山东通志》及我县都御史张仁轩《儒学记》等书也袭舛承讹，错上加错。
       而此时更为可悲的是景范的族人，他的梁邹后代也不明真相，“又多朴鲁无学之人”，抑或知其真相而不敢言，抑或知考县志而不知考墓碑，也信而不疑。是人们不明真相，生生用猜测之“心”和无妄之“口”，把景延广往后拉退了8年，这一拉对景延广来说没有大碍，但对景范来说意义非凡。景范文官，景延广武将，景范是斯文扫地，名落千丈。
       此风一经吹起，愈演愈烈，到明万历年间，又一个打搅景范的人到来了，他叫李瑞。 李瑞是林县举人，时来我邑任县令，是个大大地昏官。他的胆子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却“承檄”耀武扬威，不加祥查，鲁莽如粗夫，在他主持下清丈地亩到相公山下，说：“景延广何许人？世享此祭典。” 以为景延广在晋为误国之臣，安得享此祭田？遂削去其籍，并将应有祭田四十亩编入额内，甚至做出了“笞其裔、毁其祠”的勾当。写到此，我忽然明白了一个疑问，何以从清开始至今（是否从明朝就开始，尚无考证），景家庄（今东景村）竟没有一户景姓人家了。用个现代词语，也叫“划清界限”吧，迁走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另一个说法也叫“流离失所”。此时，我忽然想到了秦桧，他的后人和景范的后人，在对待前辈的问题上，和所受到的社会冷眼，是否也殊途同归呢？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不信神，但如果真的有灵，景范看到自己的后人遭此罪过，不知作何感想？还有景延广，一个陕州汉子，在死亡面前从容不迫，还为随从求脱，看到与己无关的梁邹景氏后人，因己而生事端，不知又作何感想？但他们毕竟是死去的人了，荣辱身后事、留待后人说。他们不可能对后人做出什么不轨之事的，而后人却不会消停的。
       首先是景家的人不甘心了，一个景姓女人曾携外孙游于墓下，以外祖母的身份告诉了他相公山下的秘密。但他时年尚少，知其舛而不能厘正。他叫成和征。直到大清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机会终于来了，太仓徐公政莅我县重修县志，景范第世孙景仰时为族长，率众塌碑佐之，据考神道碑文拓片高296厘米、宽150厘米，在事实面前景范的身份终于还其本源，纠正了旧志的谬误，并载入县志。时为贡生观城县训导的成和征，也终于完成了其外祖母的心愿，在康熙七年二月（1668年），秉笔撰写了《景公辩误碑》一文，并刻石留祠（景家庄相公祠，后被毁，碑文记谱）。景仰的表侄马光，是我县人士，吏部观政进士、历官云南河南道监察御史、时任两浙巡监御史，也欣然命笔，题写了《后周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赠侍中景公庙祀碑》，同邑太原郡丞成晋征撰写了《重修相公祠碑记》，俱勒石以记，立于重修的相公祠内（后被毁，碑文均记谱）。
       至此，景范名正言顺，香火再续。大清末年，神道碑文因年深日久，风剥雨蚀严重，字迹剥落着五分之一。幸有第二十八代景氏后人景步云，于宣统年间不辞辛劳，将碑文记谱，始存至今。建国时墓及碑具在。
       景范后人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在经历了一次次打击之后，他们其实并不想光宗耀祖，只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们真正的愿望是想找到自身的来龙去脉，识其渊源。并用祭享之仪，让景范静息长安。
       可是，还是不能够这样子就此罢休。新一轮打搅又开始了，而这次来的是一群人。
                                                                                                                                         六

        这群人，就来自相公山的脚下，他们是碑楼庄的村民。
        县令李瑞大人只是将景范的墓田拿去充公了，他对景范的墓和神道碑却没有动手，这点是他的恩典，所以在景氏族谱上，仍文质彬彬地呼他为“林县李公瑞”。
       而到了1955年，我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景范墓难逃噩运，终被挖掘，封土铲平。那些碍事的“翁仲羊马之属”，侵占了碑楼庄村民种地瓜、或者种果树的地盘，被拴上绳索，拉到一边去了，竟成了孩子们攀爬骑上游乐的道具，到底不是能做建房和修猪圈的材料，便狠心地砸毁了他们，彻底丢进垃圾堆，埋入黄土中去了。
       “大碑”，至今碑楼庄人还这样子称呼它。那时还立在那里，非常障眼，一些激进的人便打起了主意，非要以毁为快。但村中的老人开始说话了:“不能毁了大碑，碑楼庄，无碑还成庄吗？”那些举着锤头的人，收回了胳膊。这样“大碑”又侥幸留了下来。
       过了不久（约60年左右），一个叫郭宪章的碑楼人（现健在，定居昆明市），举起了手中的黑白照像机，他的这一有心举动，为我们今天得识大碑尊容，留下了宝贵的唯一照片。
       文革开始后，还是碑楼庄的村民，为形势所迫，再也容不得“大碑”还那样明目张胆地立在那里了，恰好村中盖氨水池需要石材，那些山中开采的石料，哪里比得上大碑好用呢！从此，景范墓、神道碑和他的“翁仲羊马之属”彻底从相公山下消失了。这次的打搅是一次完全的、彻底的、不留痕迹的行动。那片土地归于平坦，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上面播种五谷杂粮了。
       而在碑楼庄不远处的景范故居——东景村，也在进行着同样的故事。景范的祠堂被毁坏了，碑文被砸烂了，南河崖的祖坟可能早就被刨挖过了。还有什么能够留下来呢？
       站在相公山上，我透过雨丝向脚下的碑楼庄望去。这个我从小就很熟悉的村庄，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很多美好的童年印记。我曾跟随我的外公、舅舅下田干活，陪伴姨家表哥到村外的黛溪河畔捉鱼捞虾、到山上的果园里采摘收秋后遗留的软柿、夏天晚上在村北的氨水池上和对门的表舅一起乘凉……  这是个不大的山村，平静而安详；较之其他村比起来，还是个文化气息浓郁的村庄，厚文重读，诗书成家。这个村与景范的渊源，应当很深。景范埋葬时，从景家庄到相公山下，可能还没有碑楼庄，是五代后才建村的。而相公山也是因景范（人称景相公）而得名。
       但对景范不只是他的族人，就是研究邹平历史的人们对其也知之甚少。我读过不少关于邹平历史解读的书，那里面也是绝少提到景范。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前面已经提及，历史毕竟久远了，又遭此讹传，搞得人们无所适从，他只有沉寂下去了。正如马光所言：“窃尝阅欧阳五代史，景公传独缺，因有惑焉。公以从龙著大业，与范质、王傅诸公不得有轩轾，生平政绩姑不具论。”
       但我们还是从扈载所撰碑文和薛居正所编修的《五代史》中，得以看到景范的一星半点的史迹。而纵观其一生，可谓赫赫于一时，于国于民，德操高洁，政绩卓著。


   
      相公山的尽管它很小很丑，但我有股莫名地亲切感，天虽下着雨，有点寒冷，我的心田却暖融融的。上天下雨，这是天地之间最好的交流和融合，我站在雨中，与先祖景范神交旷远，乐享八极。
   
       面对沉寂已久的相公山，我开始轻声默念神道碑铭：“长白苍苍，淄水汤汤，哲人之生，逢时会昌，哲人之逝，魂游故乡。”安息吧！我的先人，在这个你生与斯，长与斯的地方，这里是你的故乡。故乡对亲人有太多的包容和宽厚，故乡也绝对忘不了自己的亲人。
                                                     (转自溪河子博客,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