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蜀同祖”的考析
(2008-05-21 08:39:25)
以禹代表的西羌（姜戎）文化与晋南豫北原有的文化相结合，构成华夏文化的主干，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当时比较简单，对与羌族有关的氐族所创立的古蜀文化与夏文化之间的许多相通之处，没有可能展开，其实这更可以作为“禹兴于西羌”的有力佐证。现在根据新考古发现与认识，对夏蜀关系作如下的探讨，以求教于诸方家。
一、“夏蜀同祖”的考析方
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在史载的夏墟——豫西北、晋西南一带寻访。1952年在河南登封玉村找到一种比龙山文化晚、又早于殷商文化的遣存，在上述地分布较多，1959年偃师二里头遣址发掘后，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在后来的发现与研究中分歧较大，目前削繁就简可分两大类："、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龙山文化属于五帝时代；2、二里头文化分为早、晚，早期为龙山文化、晚期等于夏文化，晚期归入商文化。（参见《中国考古学年鉴·夏商周时期考古》1991——1995年）考古学上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又称早期蜀）文化”是八十年代广汉三星堆城址的发掘后才被学术界接受的。五十年代发掘的以东周船棺葬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沿用了四十年代卫聚贤行生根据传世品命名的“巴蜀文化”（《说文》碱卷7期，1942年）。三星堆文化比它早，故称古蜀文化。虽然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有分歧，但三星堆遣址有：龙山、夏商、殷商、西周等各时代的遣存是没有疑义的。九十年代后期，成都平原发现龙山至夏代的古城群，它们是直接与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相衔接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早期属于五帝时代，晚其则进入夏代纪年，我们所讨论的夏禹正处于
“宝墩文化”时段中间（参见拙著：《古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寻根》1997年4
期）。一般来讲考古学文化是历史上“人们共同体”（氏族、部族或民族）在物质上的反映，文化因素的相通，意味着人们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交流；大量的或基本的文化因素相同，则表示人们共同体之间族的亲缘关系。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二里头文化与宝墩——三星堆文化的文化因素。
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初始阶段，碳十四测定年代（校正）约为公元前1900——1600年。可分为早晚两期，其共同特征是：生产工具以磨光石器、骨器和蚌器，如斧、锛、凿、铲、刀等。陶器以砂质与泥质灰陶、灰褐陶为多，器形以鼎、深腹罐为主要炊具，封口盂、花边罐、大口尊、平底盆、澄滤器、三足盘、觚、爵、等为常见，也有圆腹罐、高邻罐、高柄豆、瓮等。青铜器有刀、锥、铃、镂空牌，晚期出土铜戈、戚、钺、觚等。晚期还发现大型台基式宫殿建设。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墓有二层台、朱砂、漆皮和人殉。主要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分别为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但没有发现城垣遣迹，只在晋东南下冯遣址发现“回？字形双圈环壕聚落（参见《中国考古·夏代文化的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我们认为三星堆遣址的第一与第二期之间，即先蜀——古蜀文化，处于青铜文化初始阶段的前后，碳十四测定年代（校正）约为公元前1700年之前。由于广汉三星堆一、二期之间有缺环，只得另外找寻。最新发现成都郊县的宝墩文化可分为四期，其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已超出夏代纪年，姑且不论，其三、四期虽尚未公布年代数据，经分析可与三星堆二期一脉相接，后者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00年，正好相当于夏文化这一段。宝墩文化的特征是；生产工具以磨光石器为主，有斧、锛、凿、铲、刀等。陶器以夹砂与泥质陶为多。器形以花边罐、深腹罐为主要炊具。大口尊、平底盆、圆腹罐、高领罐、短柄豆、壶等为常见。还没有发现青铜器，但从三星堆文化出土大量精美青铜器来看，应该已有铜器了。还未发现大中型墓葬，但已有城池，其三、四期是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两遗址为代表的。鱼凫城的城垣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城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古城城垣呈长方
形，面积约31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二期的都江堰芒城与三期的崇州双河古城，都是“回”字形的双圈城垣（江章华等：《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4期）。
成都平原的宝缴文化是1995年后才新发现的，目前的工作还不多，犹待深入。即使如比，我们已能看出它与二里头文化的相近之处；时代相当、社会发展相近、器物群相似，尤其是陶器的相似意味着考古学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宝墩文化后期看成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支成都平原的地区性文化未尝不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曾将二里头文化时期划分为四区、六支同的青铜文化：[1]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漳河辉卫型遗存。[2]
山东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3]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文化。[4]甘青地区的
火烧沟文化（见〈华夏考古》1991年2期）。当初李伯谦先生不可能知道1995年才发现的宝墩文化。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增加过去，成为第五区的第七支，即：[5]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我们发现前面[1]区与[2]、[3]、[4]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的比
[1]
与[5]区之间要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间地理上相去甚远，而文化面貌如此相近，此间存在着文化载体上族的亲缘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宝墩文化的城址已发现的有6座：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时代跨虞、夏之时，亦正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五谷不登，禽兽逼入”（《孟子》）。大禹说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益稷》），三过家门而不久。大禹治水或曰从岷江开始的，《舆地广记》30：“《禹贡》岷山在西北，欲谓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作为岷江中游最大的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夏禹来此治过水，也不是不可能，成都平原曾屡遭洪灾是肯定的。成都平原古城群的发现，当是那段洪灾的佐证。相传“夏鲧作城”。先师徐中舒先生指出：“是城郭之建筑，在居于山岳地带的姜姓或羌族中，也必然有悠久的历史。”他认为城有三大功能。[1]防洪的必要设施；[2]防御侵袭的屏障；[3]“高大的城墉作为联盟大酋长的标帜”
（《巴蜀文化续论》1960年）。这是我们在分析成都平原古城的功能时要综合考虑的。这里地势低洼，筑防洪肯定要首先考虑的。对此，另有学者详作研究、此不赘言。
宝墩文化是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的，中间并无间断。广汉三星遗址已知为古蜀文明的都城。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化。那么，把宝墩文化看成是古蜀文化的初期，或是先蜀文化又有什么不可呢？！我们可把《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所记古史传说的蜀国世系，分为三世：[1]蚕丛、柏灌为开国之世，进入成都平原发展成早期国家（或酋邦），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乃其遗迹。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末期虞夏之际到大禹开创的夏代。[2]鱼凫、杜宇为鼎盛之世，标志是以三星堆都城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圈的形成。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到周初。[3]鳖令为扩展之世，当时巴人受楚迫西进，与蜀文化相冲突、融合，形成传
统意义上的“巴蜀文化”新都马家出土“邵之食鼎”的木椁墓，被认为是荆人鳖令之后，开明世某王的陵墓是有道理的。相当于中原西周至东周（参见拙著，刊《寻根》1997年4期）。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曾正确指出；“传说中的世系显示，蜀和虞、夏、楚有共同的先世。”“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九十年代的考古新发现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前辈们的科学论断。晋常璩《华阳阵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蜀山氏之女，生于高阳，是为帝喾（应作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为焉。”近代文学家都有怀疑和否定。五十年代，针对疑古史家的否定，徐中舒先生指出：“秦灭蜀前，蜀的历史，现在保存于《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纪》中……是历代相传的旧说”。（《巴蜀文化初论》蒙文通先生也引西汉褚少孙说来指证常志之说：“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朝献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已称述得来。”《以蜀史的问题》1959年）。
可见，夏蜀同祖问题既可用“两重证据法”来证明，确是有案可查，是无须怀疑的了。
二、“大禹是龙”与三星堆铜树
夏禹的历史伟绩在治水，就与上古神话传说中会弄水的神龙——“句龙”和“应龙”挂上钩了；或者说大禹在古人的眼里本是一条会治水的龙。《山海经·海内经》
“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22：“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那么，黄龙就是禹了。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说；“‘句龙’即是
‘禹’字义的引伸。‘禹’是有足的虫类，据近人考
证，确是龙螭之属。”（《鲧禹的传说》1973年）杨宽先生说：
“禹和句龙既一神，禹与应龙又是一神，……禹和句龙的功绩在治水，而应龙也能蓄水，……其实神龙就是禹的本身呀！禹在神话里本是从上天降到下土来的，应龙也一样的从上天降到下土，本来天地有着相通的道路，神人可以来往的，自从重黎‘绝地天通’之后，禹始终在下土做社神，做着‘恤功于民’的事业’（《古史辨》七上杨宽序1940年）。神话传说本是古代历史的影子，“大禹是龙”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古之后人把祖先异化为神物，并不是抹黑，而是顶礼膜拜，这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物中得到印证。
三星堆出土珍贵文物甚多，尤以举世无双的青铜树为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残件很多，树根、干、叶、果铺满坑底，与海贝、玉石礼器、鸟蛇饰件相混。据清点约有
’
株以上，有的树枝上裹有金箔，二号树根的底盘三方有三个神巫跪守，可见这些神树是古代蜀人最神圣的崇拜物。其中修复的一号铜树最
大，残高384公分（树巅无法复原）；树根立在三叉架的圆盘基座上，座上纹饰是云气缭绕；树干粗壮挺拔，分节有四道圆箍插接；树干上树枝三层，每层三枝，树桠上有萼托卵（栾）形果，两垂一串，在串果上各站一勾嚎大鸟，生动地表现展翅前后的一瞬间；在垂直果的萼托旁有镂孔如罗网状的宽大叶片，叶片下缘
有三个小吼，可悬挂三叉铜丝圆架，架下有各不相同的小悬饰，如天空星辰的圆牌、或如海洋扇贝的直棱牌号。最引人注目的是树木表面有一巨龙蜿蜒而降。龙头抬起在下，龙尾高翘在上，后半部已残；龙头长方形，似两根肉须，怒目定睛，龇牙裂嘴；龙躯细长，呈绳索状虬曲；龙足更奇特，如人的张肱曲肘，有龙
爪和伸手的人掌，粗短的拇指与细长的四指分开；龙身还有些分支断残不清，至少有一只上长的是牙璋（《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商代蜀人秘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文物社1994年）。
青铜树的性质，笔者研究认为是蜀地神话中的“建木”（见《蜀酒探原》，《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年），根据的是《山海经》（袁珂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海内南经》：“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名为黄蛇，其叶如罗（网），其实如栾（卵）其木若区（剌榆树，其名曰建木。”《海内经》：（九丘）有木，青叶茎，玄华黄实，名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属（枝回），下有九枸（根盘错为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过（上下于天），黄帝所为（造作），”可见其来头不小，法力很大。又《淮南子·堕乡》：“建木在都广（应作广都，指成都平原），众帝所目上下，日中光影，呼而影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而下。”另外一些铜树中间可能有“若木”在内。
据袁珂先生校注的《山海经》，所述建木的特征与三星堆铜树相吻合，笔者关于“建木”的推断至今认定不误。但其中有两点今天可作补正；其一，今本《海内经》说建木“百仞无枝”，似文句有错乱，因与下文“上有九属，下有九枸”不符合。或可说成树干中段有百仞是无支的，树顶上是有九根弯曲的技桠的，
两说均可。前有学者以“百仞无枝”来否定它是“建木”，是出于误解。其二，《海内南经》“引之有皮，若缨、黄蛇，”郭璞云：“言牵之皮张如冠缨及黄蛇状也”，故袁校本将缨与黄蛇断开。笔者对照三星零铜树细味此文，以为应作另解。“引”此处不作“牵引”而作“在前”解，还有“伸长”义，（见《经籍复诂》
42）。“有皮”既作“树皮”讲，也作“表面”解，如“皮相”。“缨”，在此可作“绳索”，或“缠绕”讲，（见《文选》谢灵运《述祖德》注）。“蛇”乃
“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
（见《洪范五行传》注）。因此，依据见此句可作新解：“引之有皮（伸展在树皮表面上的），若缨黄蛇（是绳索状缠绕的无角黄龙）”。若拙见不诬，则三星堆一号铜树上的巨龙，也是“建木”的应有之物，这条龙就是大禹化身的神龙。
由此可见；三星堆一号铜树之所以如此崇高，供奉在庙堂受人膜拜，是因为在蜀人心目中，那株供众神上下于天地的“天梯”———建木，乃其远祖黄帝所创建，大有灵验。“西蜀天漏”，成都平原屡遭水患，他们盼整善于治水的祖神夏禹，化作黄龙从天沿树而下，来保佑蜀地子孙能永享丰年。这大概是古代蜀人
的原始宗教思维所能设想的最佳依托了。当然，神话归神话，宗教归宗教，当夏禹的远房子孙后代杜宇遭如《蜀王本纪》说的：“若尧之洪水”的危难关头时，会治水的夏禹的形象因失去灵验，被埋入地下；而会治水的同样是夏禹的远房子孙后代荆人鳖令，因此取得政权，建立了开明王朝。
龙既是大禹的化身，二里头夏文化有不少龙的形象，如一头两身、两头一身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无角、细长身，作龙蛇像（见《考古》1965年5期图版三）。有同志认为夏族的图腾是“交龙”，是有道理的。（邹后曦：《夏族“交龙”图腾说》，《巴渝文化》期重庆出版社1989年）。所以，在与夏有亲缘关系的古蜀文化里，龙的形象也同样显赫引人注目。（以下图象均见三星堆一、二号坑简报，刊《文物》1987年10期与1989年
5期）三星堆二号坑里与铜树一起出土的还有龙形饰片2件，如标本（K2：203）龙的细长身躯已残，怒目咧嘴，似无角。另有3件蛇，如标本（K2：87）三角形蛇头上昂，也是怒目嘴牙，尾残，身上布满菱形纹和云雷纹，华贵神秘，不是一般的蛇，笔者以为应是龙头。
同坑出土的举世无双的大型立人像（K2：149、150）连座通高260厘米，突出巨大的双手所握物，作奉献状，当为主祭人，群巫之长，他的衣袍上的主体花纹正是四条飞龙，最明白的是这些龙都有人手形的龙爪，不过它是握成拳头的。当需要祈求大禹神龙的护佑时，就能看到“手”的符号出现。如在同坑出土“祭山图牙璋”（K4：201附4或称边璋，不妥）的图景来看，在群巫致祭的山关，有8只从天而降的巨手握拳，用拇指紧压大山。过去我们不清楚，现在知道它的含义就是：大禹神龙的神力镇山川，进一步推论，东周巴蜀文化的图徽上有许多“手”纹，及与手的组合图象和“手心”纹，其数量之多不可胜计，过去学者作过种种猜测，终觉不妥。现在恍然大悟“手”就是大禹神龙威力的法符。至于“心”笔者也倾向于是“龙（蛇）头的意符，你看它与二里头的龙头图象有多相似。由此可见与夏禹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古蜀文化、巴蜀文化，对大禹神龙的崇拜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一号坑也出土龙的图像。如爬龙柱形器（K1：36），其实是一杖头，它与金杖（K1：1）同出，很可能是一根权杖的两个部份。杖头圆雕一全龙，顺杖爬上顶，后脚和尾巴拖在杖壁，上身与前脚已撑在杖顶，龙头昂起，怒目张牙。十分威风凛凛，龙有长耳，有小角一对，下颌有山羊胡子一小撮。总观全景，
这是一条长着羊头的神龙。龙的形象或说象猪、象鳄等等。而此龙则象羊，透露出与众不同的羊种民族的神龙传说。羌、姜从羊，相传禹兴于西羌。如此看来，这正是禹兴于西羌的大禹的亲族——蜀王所有的羊头龙金权杖！
总而言之，从考古文化来印证夏与蜀的亲密关系，是很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这儿只是抛砖引玉，以文会友、求教于诸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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