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黄帝和蚩尤奠定了华夏“大一统”

——传说时代三支不同生产劳动方式部族的联合

    无论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过程中，“大一统”乃是影响古代中国和华夏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传统思想和政治理念。

    “大一统”的思想内涵十分深邃、广泛，它主导和影响着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形成缔造了以华夏为主体的、各民族多元发展的历史基础。“大一统”的理念由来久远地，凝聚和团结着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共创的华夏农耕文明基础上，维系和巩固了相互学习、彼此交流，相辅相存、团结友好的主流关系。特别是，当历史上中国华夏遭遇外来侵略、民族分裂，华夏文化和民族国家处于危机的严峻时期，“大一统”便以其稳持的内聚性和坚韧的向心力，一次又一次地召唤、聚集和引导华夏民族，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理念下，重造多民族封建中央王朝统一、昌盛的历史繁荣。

    虽然“大一统”之称，似始于《公羊春秋》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治国理念，“大一统”应该肇始于华夏始祖炎帝，“说于黄帝，执蚩尤”之后，所建立的由狩猎部族、农耕部族和游牧部族，“顺天思序，纪于大（黄）帝”的传说时代“统一”政权。

    所以，炎帝和黄帝奠定了华夏“大一统”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后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大一统”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彼此交融、共同繁荣；而且还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重要内聚力。

一、走出蒙昧的华夏远祖

    华夏古代不仅有着家喻户晓的“女娲抟黄土造人”传说。而且在中国汉代的石刻上，还有着描绘：“鱼—猿—人”的人类演化图形。但是，按照历史唯物论的阐述，我们认为华夏远祖应该是从古猿进化而来。

    正如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 而“劳动”则是导致华夏远祖走出动物界的重要因素。生活在森林灌木丛中的古猿下到地面后，因为使用和制造工具，才发展进化成人。随后，生活在不同自然和地理区域内华夏远祖，受不同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和劳动方式。从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研究来看，走出动物界的华夏远祖，已经星罗棋布似地遍及中华大地。著名的北京人就已发展成晚期的直立人了。

     而直立人的进一步发展，就向智人阶段的转化。这时他们也就走向组成氏族的人类社会了。在考古学上旧石器中晚期、进入智人阶段的华夏远祖，已经过渡并进入到母系氏族社会的萌芽时期。他们主要有：陕西的大荔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和山西襄汾的丁村人等。

    所以说，生活活动在不同地域上的华夏远祖，受着不同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业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和生产劳动方式。他们在中原大地上逐渐形成了，以生产和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不同的华夏先民诸部族。

二、传说时代三支生产劳动方式不同的华夏先民

    借鉴当今考古遗迹的发现和研究，以及史学界“夏商周断代工程”等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盘古开天地”之后，直至夏朝建立前、以“三皇五帝”为主要史迹的社会，称之为“传说时代”。

     目前，中国“传说时代”的社会历史，主要是凭借文字产生之前，在华夏先民中世代相传、然后在文字产生后，再由历代文人加工记述的有关传说，所反映出来的史迹构成的。对于这一历时久远的“传说时代”历史，学者们早就指出了必须对它持：“不可全信，但更不可不信”的唯物主义态度。

     从有关汉文古籍的记载来看，传说时代中原地区主要形成了三支较大的，生产和劳动方式不同的华夏先民部族。

  （1）晋南以蚩尤为首的农业部族

    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不同于今。当时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还仍然是森林莽密、沼泽遍地，这里不仅是大象、虎狼和各类小动物的乐园；而且在空中飞翔着种类繁多的禽鸟；江河溪流和沼泽中，翔游着不胜数计的鱼虾。这些林中的飞禽走兽、水里的鱼虾蚌蛤，都成为活动在这里的华夏先民，取之不竭的食物来源。传说时代的中原华夏先民，以捕捞和猎取小动物为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也就促成了他们步入以采集、捕捞和猎取小动物为生活资料的，传说时代农业部族社会。

     《述异记》等汉文古籍对蚩尤的一些描述：“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所反映的正是以蚩尤为首的华夏先民中狩猎者，食兽肉、衣兽皮的狩猎生活写照。事实上这种狩猎者衣兽皮、戴兽皮帽的服饰，以及为了方便接近所捕猎的禽兽，“身披兽皮、头戴兽皮帽”等伪装动物的形象，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东北等一些少数民族猎人中流行着。

   （2）兴起于西羌、以炎帝为首，沿着江河抵达中原的农耕部族

以炎帝为首的、较早来到中原的华夏先民中的农耕者。从汉文古籍的记载看，他们应当兴起于西羌。

    《史记"补三皇本纪》时确指出：“女娲氏没，神农氏作……炎帝神农氏，姜姓。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古代汉文中“姜”“羌”曾同为一字。《说文》释“姜”：“神农处姜水，因以为姓，以女，羊声。”《说文》释“羌”：西戎，羊种也。故而近代学者有认为“羌者，姜也。”“地望从人为羌，女子从女为姜。”

    因此说，以炎帝为首的华夏先民，应是古代羌人中一支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较早进入农业生产的农耕者。他们也是沿着江河水域，向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南方等地，发展农耕生产文化的一支华夏先民。

   （3）以黄帝为首从北方和西部进入中原的游牧部族

     《国语"晋语》所说：“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从这一将炎帝和黄帝视同兄弟的描述中，反映出传说时代炎黄两个部族之间，互相交往、彼此依存，形成了亲如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关系。

    按《帝王世纪》所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母曰附宝。”“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我们又可以看到，黄帝是出自荒郊野外、辽阔无边大草原上的一支游牧部族首领，他带着人们从“遂水草而居”，逐步进入中原定居。

    因此，在传说时代的中原大地上，正是这三支生产劳动方式不同的华夏先民部族，互相交往、彼此学习，他们之间既角逐、又学习，进而演衍出和融合成“三元一体”的，华夏社会历史的初始。

三、传说时代华夏先民“大一统”社会的经济基础

    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受当时自然和地理条件影响，在各自生活和活动的地域上，形成了生产劳动方式不同的部族。他们在进入中原地区后，通过互相交往、彼此学习，在相辅相存和共同融合的基础上，终于在炎帝和黄帝时代，共创中原华夏先民 “大一统”社会历史的初始。

    汉文古籍《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述，为我们反映和证实了，这一段传说时代华夏先民历史大端：“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正上卿，名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邦名之曰，绝乱之野。”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以蚩尤为首、较早在中原进行狩猎生产的华夏先民，即便在炎帝进入中原的“建典”“之初”，仍然占据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他们甚至还具有“逐帝”的威力，并与志在中原拓耕的炎帝，“争于逐鹿之阿”，使炎帝深感“大慑”。这实际上是传说时代的农耕者，对当时的狩猎者“破坏”早期农业文化，以早期农业生产对狩猎经济依赖的一定反映。

     然后我们看到：势力衰弱的早期农耕者炎帝“说于黄帝。”于是，在中原发生了一场由早期农耕者，联合挟带着游牧文化强劲活力的新兴农耕者，共同“执蚩尤，杀之中翼。”消除了当时狩猎对农耕生产的妨碍和破害，推动中原华夏农耕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接着我们还应看到：在炎帝联合黄帝“执蚩尤”之后，中原华夏并非出现如同西方和中亚有些民族那样，生产和劳动方式不同部族之间的兼并和取代。而是由华夏先民中三支生产和劳动方式不同的部族，共同开启了以黄帝为首领、奉炎黄为始祖、立蚩尤为英武战神的，狩猎、农耕和游牧部族“大一统”的，传说时代崭新的农耕社会历史初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传说时代初始的“大一统”的农耕社会历史，不仅在《左传》昭公十七年的记述中，得到了证实和支持：“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由此可见，由蚩尤、炎帝和黄帝缔造的，传说时代“大一统”的农耕社会，其经济基础是由狩猎生产、农业生产和从游牧转入农业的，三种不同的生产劳动方式所组成。这种由不同的生产劳动方式，在互相交往、彼此学习，相辅相存、共同融合的基础上，组成具有兼收并蓄的华夏农耕经济，经久历远地影响着嗣后五千多年华夏社会历史文明的发展。